毫無疑問，王士廩貪戀權位、不肯隱退的行為，對大漢帝國的政治生態是一種十分嚴重的破壞與傷害，即便，帝國沒有任何一條律條與典製規定，尚書令的任期隻有五年，並且由貴族、庶族官僚輪流掌權。

    但是，那種通過幾十年的實踐，通過無數次鬥爭、妥協、交換，最後方達成的朝野共識，這種由核心統治權貴約定俗成的潛規則，是不能輕易打破的。

    比起寫在《刑統》、《會典》的法律條製，這種政治潛規則的破壞，後果要更加嚴重。因為前者主要用於約束被統治者、被剝削階級的，而那些隱藏於水麵下的規矩，才是真正的統治階級（權貴）達成的關於一切利益的平衡。

    一旦破壞了，那打破的不隻是政治原則，還有好不容易形成的利益平衡，而侵犯到其他人利益，則必然引發眾怒。

    而根本利益的衝突，對那些食利的統治權貴來說，比起朝局平穩、社稷安定、蒼生幸福什的，更容易讓他們聯合起來鬥爭。

    對於這種情況，其中的艱難與風險，以王士廩的老謀深算，他未必不明白，隻不過，權力的誘惑，尤其是執政大權的誘惑，又豈是那容易抵擋得住的。

    在帝國曆任尚書令中，王士廩絕對算是年輕的，幹滿五六年，也才六十出頭，身體康健，精力充沛，哪舍得就這退下去。

    即便在朝外，仍有封疆大吏、公卿將相的位置等著他，但怎能與一國首相的權力威風，相提並論？

    而王士廩之所以願意為自己的權力欲望采取行動，付諸於實踐，大抵也來源於自身的自信。他自認為二十年的苦心經營，以及尚書令之位的加成，他已經擁有足夠的威望與實力，去擺平那些反對的聲音。

    他自信，憑借對朝廷的熟悉，憑借自身的權謀與策略，能夠平衡利益衝突，過去他也的確做得不錯。

    更為重要的，還是正統皇帝的態度，劉維箴對王士廩的追求，並沒有反對，甚至還表示，王相公把國家治理得很好，朕無煩憂，悉賴其功，這可是一劑強心針。

    有此三者為憑，從正統二十一年，王士廩便正式開啟“連任”，這自然引發了內外大量權貴及官僚的不滿，抗爭由此而起。

    與包拯之間的對抗，隻是一種預熱，一種暖場。畢竟，包拯態度言辭雖然激烈，但他隻是就事論事，隻是基本大局考量，一切行為也在朝製約束之下，影響雖大，但範圍有限。

    但包拯之後，可就不一樣了。一個包拯倒下了，千千萬萬個包拯站起來了，當然，僅僅在打倒王士廩專權的事情上。

    公侯勳貴、朝廷大臣、士林清流，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約而同，向王士廩發起攻訐。並且，絕不止於口誅筆伐，從政治到軍事，從吏政到民生，王士廩的一切政治行為，都被人拿放大鏡研究，用以尋找破綻、漏洞乃至弊病，予以攻訐。

    這還僅是基礎的，依附於王士廩的那些黨羽們，則更是重大關照目標，而他們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問題......

    王士廩知道會很麻煩，但未曾想到會那麻煩。當朝廷勳貴、中樞大臣、清流名士，這些人等聯合起來的時候，給王士廩帶來的壓力也極其龐大的。

    他甚至一度有種四麵楚歌、十麵埋伏的感覺，在這種局麵下，王士廩自然不可能坐著挨打，相反，他的反擊也很淩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