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6章 日本的金融體係

      秀吉本來對這種傳的神乎其神的新式武器抱有興致，可是在見證了它的威力和聽聞了他的造價後，對他的性價比產生了質疑。

      而秀吉對火炮失去興致之後也就沒有在石山逗留的必要，他向秀家交代盡快處理完領內的事物後就前往大阪居住之後就帶著眾人踏上了返程的道路。

      而秀家在送走秀吉之後，立馬招來了長船貞親將昨日在城內與秀吉交代的關於伊予鑄銅相關的事情和他交代了一下，並要求他派專人就此事聯通大阪。

      同時讓他盡快確認鑄造新幣的形製和各種金屬的含量，準備在伊予大開高爐鑄幣。

      自古以來鑄幣都是一門一本萬利的生意，由於古代勞動生產力的不足，古人對金屬的開采始終都是一個定額，因此金屬就稱為古代最主要的貨幣。

      以日本為例，就有金判、金豆、銀判、銀餅、銅幣等多種貨幣用於流通。

      這些各種金融貨幣部分由古代幕府統一印製，但是又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領內的實權大名自行鑄造。

      由於各家對於貨幣摻加不同金屬的比例不同，這就造成他們這些貨幣在交流中會出現非常多的不便。

      這就使得各地替錢所大行其道，這些有領主特許的座商開設的銀錢交易中心，每次替換錢幣都會抽取不菲的傭金。

      這些“禦用商人”利用各地貨幣的差異以及領主的特許，在日常交流的商貿中賺取大把的錢財，然後將其中相當一部分上交給領主換取保護。

      在當時並沒有金融學概念，領主又普遍不會經商，在他們看來這部分利潤本就是自己領內應得產出的一部分，因此也對替錢的生意進行庇護。

      可是她們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她們日常向商人采購的商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成本都是被各地的替錢屋收走了。

      而在秀家看來，這些沒有產出卻攫取大量利潤的替錢屋是真正阻礙社會發展的社會毒瘤。

      其實即便在後世，外匯賺差生意依然在全球大行其道，最簡單的例子就是21世紀出如果你能有出國的機會，你可以用在國內用人民幣換取日元，再到新加坡換取美元，再到國內將美元換成人民幣，一來一回之間就有20%以上的利息差，這是真正無本的買賣。

      但是這樣的生意在國與國之間尚且可以理解，畢竟是為了維護本國的金融體係穩定，但是你能理解一國之內存在多種純度不一的貨幣，州郡之間的聯係也要被抽走“內匯差”的嗎？

      社會上出現了這明顯的問題，當然不可能是秀家第一個發現的，隻是過去出於軍閥混戰之中幕府沒有能力將鑄幣權收回，即便收回了也會有大名家偷偷鑄幣，根本禁止不了。

      而對於下麵的大名來說，不管是曾經的近畿管領細川家，還是陰陽太守大內家，替錢收入本就是他們主要的貨幣收入來源，自然不可能自絕經脈的進行處置。

      時間來到1569年，此時織田信長剛剛控製天皇和室町幕府，其就已經迫不及待的頒布了“撰錢令”。

      其規定大額交易必須用金銀（包括對外貿易，如對中國的貿易，從中國進口生絲及絲織品等），同時製定了金、銀、銅錢之間的官方兌換比率，其中特別製定了優質銅錢與劣質銅錢在使用時的兌換比率。

      當然優質銅錢依舊按照傳統，1枚當1文錢使用。而一些私鑄、磨損、破損的劣質銅錢，則將其法定價值打折使用，如以2枚/5枚/10枚當1文錢使用。

      不過，織田信長頒布的“撰錢令”並未起到什實際效果，因當時政局依舊處於分裂狀態，即便是他的政令可以在自己控製範圍之內實施，也管不到天下其他的大名。

      而他與其他大名間政令的差異不僅沒有消滅這種現象，反而讓他領內的替錢所生意更加繁榮。

      因為他所該規定的兌率是一個死數，而各國之間的替錢匯率是根據貨幣不同而浮動的，這其中就產生了利潤差。

      過去替錢屋隻是將惡錢與永樂通寶之間進行兌換賺取利潤，現在連惡錢之間都可以獲利，一時之間竟在其領內掀起了收繳惡錢的浪潮。

      當然在信長自己看來，他這做也是有好處的，最起碼就是讓其控製下的各國惡錢的比例大幅降低，加強了他所鑄造的天下布武通寶和永樂通寶之間的流通。

      你以為這是好事嗎？錯了！

      由於信長所築的“天下布武”和其從對明貿易賺取來的永樂通寶含銅量高，得到了各國商人的追捧。

      他們將從信長這邊的轉來的銅錢帶到其他大名領內，和當地家名交換成本地所鑄造的惡錢，再利用當地的匯率用惡錢兌換金銀，再用金銀回到信長領內進行貿易。

      這樣一來信長完全成了冤大頭，開始不斷被其他勢力金融吸血。

      而其中玩的最歡的就是町的商販們，這種行為在信長包圍網時達到高峰，直到信長破除包圍網，徹底定鼎其近畿霸主的身份，以霸主之身巍臨町，威脅要將鏟平，此事才基本杜絕。

      而到了豐臣秀吉掌權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進行了一係列的政治、經濟方麵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對貨幣領域的一些新措施。

      總體來說包括：

      一，為了獲取財源，直接管轄自己勢力範圍內的重要金銀礦山，對於非直接管轄的金銀礦山，則對其征收高額的“運上金”（相當於礦產資源稅），以此控製鑄幣的原材料；

      二，任用後藤家族（後藤家族是當時日本著名的金匠家族，在室町幕府時期為幕府禦用金匠）為負責人，為其專門鑄造“天正大判”金幣

      注：“天正”是年號，“大判”才是正式名稱，加上“天正”二字作前綴是為了和其他大判金幣相區分；

      三，任用湯淺作兵衛（後改名為大黑常是，當時著名的銀匠商人）為負責人，並設立“常是所”作為鑄幣機構，專門為其鑄造“大黑極印”丁銀

      丁銀是指一種長條狀的銀鑄幣，當時日本社會上流通的長條狀丁銀有好幾種，“大黑極印”隻是其中之一；

      四，下令鑄造了其他幾種金銀鑄幣，如“天正通寶”金錢和銀錢、文祿通寶銀錢、博多禦公用銀等，並規定了所有貨幣之間的官方兌換比例。

      秀吉這做就好似後世發貨幣，銅錢類似“分”以文為單位，不同規製的金銀好比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和百元大鈔，使得日本的金融體係有了建立的雛形。

      盡管豐臣秀吉確實完成了日本的全國政權及版圖統一，但或許還是其時代局限性的問題，其確實采取的與貨幣相關的舉措，但是曆史上秀吉的改革並不透徹，並沒有起到統一幣製的作用。

      因為他並沒有對貨幣的鑄造、發行、流通製定統一化的政令，而僅僅隻是控製了金銀礦原材料，以及鑄造了幾種新貨幣。

      而且這幾種新貨幣一般都是用於賞賜將士或軍費支出，鑄造量也很少，其最初目的並不是為了作為貨幣通行於市麵。

      最為關鍵的就是秀吉對鑄幣權並沒有收緊，毛利、島津、德川、伊達、最上、上杉等大名都有鑄幣特許，全國各地的銅錢依舊紛亂不堪。

      自古以來鑄幣都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在金銀銅中摻入不同比例的其他金屬，以賺取一定利差，其中何止是暴利可以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