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於驚奇而開始哲學思維的，一開始是對身邊不解的東西感到驚奇，繼而逐步前進，而對更重大的事情發生疑問，例如關於月相的變化，關於太陽和星辰的變化，以及關於萬物的生成。一個感到困惑和驚奇的人，便自覺其無知。

    人類各民族，所有對智慧的求索，都指向這樣一件事：認識自然，認識人類，通徹地。

    中國古代的聖人們，從文和曆法出發，來完成這項工程。很多文化自卑狂認為，中國古代的智慧，都是玄學，他們認為玄學是一種流動的隨意的嚴重不確定的東西，這是他們對中國古代思想的根本性無知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國古代的聖人們，第一步，剛出發，就是沿著一個確定性往前走：文和曆法，星空體運行和時間變換，這才是真正的確定性，亙古不變。

    西方的哲人們，則從語言本身出發，語言隻是人類的發明，從這個隨意的、流動性的、不確定的人造物出發，去尋找確定性。從語言、邏輯和符號體係出發，去尋求宇宙萬物的一個確定性和本質。從一個子係統內部出發，研究母係統外部性的本質，可見，西方人，從一開始就錯了。一步錯步步錯。他們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終於逼近了語言這個子係統的邊界：荒誕和有限性，悖謬與無奈。於是，西方最後一批哲學家，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是思想的邊界，不思之思，相信語法和相信上帝是一回事，對不可之物唯有保持沉默……

    他們錯在哪呢，形象的來，就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站在廬山麵試圖得出廬山的本質和全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荒誕的，就是一個悖論。

    而個人的際遇是不相同的，那如今的鍾正為何還要陳詞濫調的反思人生反思自己的思想？因為他像是一個消化不良的人，太多人的記憶可以抹去，但是價值觀和人生觀以及世界觀開始影響鍾正的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