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著胸中湧起某種激動的情緒。但是，當我站在這個寺院蔓生了很多荒草的院子時，心卻沒有期待中的那種激動。但我畢竟又一次來到了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差不多就是整個嘉絨文化心髒的地方。隻不過，一切都不複當年的景象了。

    幾年以前，我在阿壩草原上去拜訪一座苯教寺院的主持。那天，寺院的僧人們在廟子外麵鮮花遍地的草地上搭起了帳篷。我沒有尋訪到那位喇嘛。他的弟子們享我以汁水鮮美豐富的牛肉餡包子和新釀的乳酪，同時告訴我說，上師去了促浸，他將在那恢複已經毀敗的苯教偉大的雍忠拉頂。

    這年的秋天，我來到雍忠拉頂。當那座新建起來的寺廟出現在眼前時，我簡直失望之極。我向來不主張恢複一切已被毀棄的建築。因為那時的建築，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是一種曆史與風習的自然凝聚，時事變遷，物換星移，按原樣恢複的建築，至多複原了一種外在的形式，而內在的東西，早已隨著無情的時光，消逝得無影無蹤。

    再說，我一點也不相信眼前這座石頭與水泥拙劣混合的建築就是當年的雍忠拉頂。前次到雍忠拉頂的時候，我們沒有進到寺廟的大殿，也沒有見到那個我在草原就想拜訪的苯教喇嘛。寺院厚重的木門上掛著一把質地沉重的大銅鎖。

    當時，廟也沒有別的僧人，陪同前去的統戰部的人私下對我猜測說，可能是知道有官方的人來，廟的人都回避了。

    我問他這是為什。統戰部的朋友笑笑，答道：這是一個多少有些敏感的問題。

    我再問這個問題在什地方敏感。對方用了啟發式，說：“阿來老師你知道雍忠拉頂過去是什教派。”

    苯教，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他繼續啟發我：“乾隆王打金川以後，寺院改成了什教派？”

    佛教的格魯派。這對一個對地方史有興趣的人來說，同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他的笑有些神秘色彩：“這就對了。依現在的定性，乾隆王朝發動的是維護中央政權的戰爭，他把寺院改成了佛教，現在，你又把它改回叛亂的土司倚重的苯教……”對方用的是啟發式，話到這，就沒有再往下說了。

    我有些明白，又不是十分明白。在我們的生活中，政治往往帶來一種不太明晰，而又人人似乎都心照不宣的特別的邏輯。

    那天，我們在這座新的雍忠拉頂什都沒有看到。

    於是，便從廟子旁一戶漢人農民家借來一口鍋，在院子生起火來，把這次聖地之行變成了秋日的野餐。就是在那天，在這個院子，我發現了一株侏儒般矮小，且特別孤獨的桔子樹，上麵結了兩三個青皮的桔子。看著那青皮的桔子，好像一輩子都不會變成金黃的桔子，我的口好像嚐到了它酸澀的味道。

    吃完飯，躺在陽光下的草地上，頭頂是深藍的天空，白雲像泊在渡口的木船一樣泊在天上。於是，便回憶起傳說中雍忠拉頂寺的曆史。今天，我再次來到這，不是以一個官方幹部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文化漫遊者的身份，想靠近一段曆史，或者說想看到這個寺院今天的真實麵貌。但是，同樣是一把大鎖落在大門上，隻是經過了這些年的風雨剝蝕，門上的彩繪已經相當黯淡了。

    看不到今天的麵貌，我便又一次麵對更為壯觀的廢墟，在想象中複活傳說中的曆史。

    早在明清以前，整個嘉絨藏區主要信奉的是青藏高原上的本土宗教苯教。而雍忠拉頂寺又是整個嘉絨藏區苯教的中心寺廟。而在此時，青藏高原的大部，已經是藏傳佛教的各個教派依次占據著統治地位。於是，苯波教的嘉絨便成為整個藏文化中一種另類的存在。因為嘉絨在地理上靠近漢區，往往在政治上謀求與內地政權的某種妥協。並對內地政權的更迭保持著更多的敏感。

    14世紀40年代，張獻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時，該寺大喇嘛澤仁多吉便率金川河穀中多位部族首領長途跋涉到成都，表示臣服，並建立起朝貢關係。

    明朝初建，便封該寺大喇嘛哈依拉木為演化禪師，令其統領嘉絨地區政教，雍忠拉頂的勢力在整個嘉絨如日中天。

    清康熙三年，清政府重演前朝故事，再授嘉納巴演化禪師印信。其在嘉絨地區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但事情到後來，情形便逐漸發生變化。在乾隆第一次對大金川用兵的時候，便常常發現苯教法師常在陣前施行苯教的詛咒之法，對立雙方的軍隊都迷信宗教，也懼怕巫術的魔力，所以，乾隆那事無巨細的諭旨中，也多次出現指示前方將士如何區別處理這些苯教法師的具體指示。隻是，我還沒有看到有清軍捉到苯教法師的具體記載。但是，在那位建立了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那，對於雪域藏地的宗教，已經有了一種清楚的比照。一邊是青藏高原上最為盛行的達賴班禪係統的藏傳佛教的格魯教派，多次因為不能克服的邊患，請求王朝派兵進剿，在滿清一代的早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一種合作而馴服的姿態。而在更靠近漢區的大渡河穀的嘉絨，卻有一個不馴服的教派，在漢語中，這個教派還有一個民間的俗稱：黑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