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的宋熠和江慧嘉都不知道，景安王其實已經狗急跳牆了。

    太子失蹤，對景安王一係的人而言，本該是最好的時機。

    景安王若能趁此機會取得正統名號，那即便太子還能回來，景安王也將擁有與他正麵抗衡的立場。

    即便太子勇武過人又如何？他個人再能打，他也不可能靠“能打”就登上皇位啊。

    政治又不是比武，就算要秀肌肉，那秀的也是派係中的力量，而不可能是個人的力量。

    太子性情孤拐，為儲君期間不說怎樣禮賢下士，收攏門人，建立儲君的勢力，就是正常見人，按時上朝，他都少有做到。

    要論派係力量，除了那些原本就忠誠的保皇黨，其餘約等於無。

    而景安王卻早早就野心勃勃，暗中織就大網。甚至於代王的崛起，其中都很難說到底有沒有他的手筆。

    當然，這種敏感的問題，沒有證據，誰也不敢亂說。

    但總之，景安王對皇位早已勢在必得，其野心也早已昭然若揭，並不曾遮掩分毫。

    他本來也就要成功了。

    隻要太子不回來，又或者在太子回來前，他就在眾人麵前取得了昌平帝的口頭認可。

    哪怕隻是一分一毫呢，他都能有個名號，也好說話。

    偏偏昌平帝卻咬死不鬆口。

    而就在昌平帝自己都認為自己的“不鬆口”，不過是無奈之下的最後抵抗時，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石破天驚式地，太子回來了。

    情勢再次顛倒。

    景安王沒有抓住最好的時機！

    他原本不想在表麵上做得太過，是因為他也同他的兄長昌平帝一般，圖個名聲，圖個仁義稱號。

    不要小看這個名聲，曆朝曆代，以儒立國，要的就是儒家這個“禮儀教化”對階級的穩定作用。

    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單一言就概括了“君權”“父權”社會的本質。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就是君權社會，君王對臣民的統治體現。

    可這一切又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你這個“君”，首先得是一個真正的“君”，而不是虛假的，備受質疑的，自封自號的。

    如果說隨隨便便一個誰，造個反都能當皇帝，那又哪來的“亂臣賊子”的說法？

    代王為什非得打出前唐旗號來造反？

    因為他也懼怕假號，不給自己臉上貼金，他就不是代王，而是代鬼！

    今時今日，景安王若不得昌平帝口頭認可，手書傳詔，他就永遠名不正言不順。就算坐上了皇位，也難保不會再有一二三四個舉“清君側”之旗號來造反的。

    如果是國力強盛的大靖，如果他手頭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他或許還可以不怕，但就大靖如今內憂外患的境況，他又憑什頭鐵不怕？

    這也是昌平帝之前閉鎖禁宮，景安王卻隻是任由門下煽動輿論，或頻頻進言，向昌平帝製造壓力，他自己卻不大主動出麵的原因。

    昌平帝是在拖延，景安王卻是在等。

    他認為自己可以等到。

    策略沒有錯，隻是太子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