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正確的主題思想加上合適的藝術形式，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好作品。這種說法勉強也能成立，隻不過，那是指常規的好作品，而不是指真正的傑作，更不是指偉大的作品。

    偉大的藝術作品，沒有清晰的主題思想，也沒有簡明的結論。

    現在我們似乎說得出幾句它們的主題思想和結論，那是後人強加給它們的。後人為了講解它們、分析它們、以它們謀生，就找了幾條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其實那些拐杖都不屬於偉大作品本身。例如，人們常常會說《離騷》的主題思想是“懷才不遇的愛國主義”，說《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是“歌頌封建家庭叛逆者的愛情”，其實都是不對的。

    在西方藝術中，荷馬史詩，希臘悲劇，莎士比亞幾部最好的悲劇，米凱朗基羅、達·芬奇、羅丹、凡高、畢加索的繪畫和雕塑，貝多芬、巴赫、莫紮特的音樂，也都不存在明確的主題和結論。講得越清楚，就離它們越遠。

    這並不是說，傑出的藝術家在沒有把事情想清楚之前就可以胡亂投入創作。更不是說，人們可以容忍藝術作品最後呈現出一團混亂和迷糊。恰恰相反，偉大作品不清晰、不簡明的意涵，正是藝術家想得最多卻怎也想不出答案的所在。世上想不出答案的問題很多，但其中卻有那幾個，一想就會攪動身心，卷入巨大的人生疑問，而且可以肯定，古人也曾經這疑問，後人也必然會繼續這疑問。偉大的藝術家隻要發現這樣的地方，就會傾注自己最大的精力開始創作。創作的起點是兩難或幾難並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十分為難；創作的結果也是兩難或幾難並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繼續為難。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經在《藝術創造論》的課程中選用一些實例來闡釋兩難結構，效果很好。史上一切最重要的藝術理論都必須通過實例來闡釋，這連高深的格爾都不能例外，而且事實證明，他在這方麵做得很吃力，所舉實例有一半比較勉強。在他之前，萊辛用一座雕塑“拉奧孔”來闡述美學課題，似乎做得更經典。我對自己闡釋兩難結構的實例是滿意的，容易讓學生從本質上理解艱深學理，因此在這篇引論上也不能省略，願意從更高視角上重新進行簡要敘述，讀者可以對照。

    第一個例子，德國布萊希特的劇作《伽利略傳》。

    要用藝術方式來表現大科學家伽利略，至少有兩種常規選擇：

    一、通過伽利略對天文的觀察和發現，表現人類與自然的貼近和較量；

    二、通過伽利略與羅馬教會的衝突，表現科學與迷信、人格與神格之間的較量。

    這兩種選擇，不管哪一種，都有主題思想，都有正確結論，而且都有可能寫得精彩動人、氣魄宏偉。但是，布萊希特都放棄了。他故意選擇了一個最為難的結構——

    伽利略在教會的火刑威脅前屈服了，公開宣布自己的科學發現是謬誤，這對意大利的科學研究產生了極嚴重的打擊。教會赦免了死罪，把他流放到了北方森林的一個小木屋中，而他原先的學生和朋友們也從道德和友情上把他流放了，再也沒有人理他。孤獨的老人在二十年後又有了重大的科學發現，甚至比二十年前的發現更重要。這讓他的學生們產生了困惑，他當初該不該屈服？學生們在爭論：對人生而言，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究竟是直線還是曲線？

    當初如果不屈服，必定死亡，那也就說不上後來的科學成就了。但是，如果說當時屈服是可以原諒的，那也不對，因為正是他的屈服，使整個科學界一蹶不振很長時間，這中間不知有多少可能出現的成果被壓抑了。那，結論究竟何在？

    沒有結論。

    隻要出現了一種類似於結論的意見，立即就會遭來同樣力度的反駁。顯然，布萊希特自己也沒有結論，甚至連偏向都沒有，他讓廣大觀眾與自己一起卷入苦惱，而且堅信這種苦惱必將傳之後代，沒有出頭之日。但對藝術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這，它讓人們因苦惱而高貴。

    第二個例子，美國作家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這部的內容很簡單，一個獨身的老漁民桑提阿果那天在茫茫大海中與浪、與魚、與自己的體力進行了一場最殘酷的搏鬥，他終於捕獲了一條平生罕見的大魚，把它拖在船尾拉回岸邊。但是沒有想到，一路上其他魚群卻被這條大魚的血腥所吸引，一口口把它啃完了，老人拉到岸上的，隻是一個空骨架。老人沮喪而踉蹌地走回自己的小木屋，很快就睡著了，與平常一樣，又夢見了獅子。

    在這個簡單的情節中，作者對於老人與海的搏鬥展開了很有力度的描寫，但這並不是這篇不長的作品走向偉大的理由。走向偉大的理由隻有一個：從海明威到讀者，誰也說不清老人究竟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

    。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消滅他，卻不能打敗他。”海明威寫下的這句話已經成為現代格言，而作品本身卻精細地表現了這位老人的徹底失敗。然而，老人在返港的小船上剛剛承認自己被打敗，卻發覺大魚的被吃，使船輕快自如。“我以前不知道失敗會帶來這多的鬆快”，他想。於是他又想自己失敗的原因，答案隻是“出海太遠了一點”。這時，其他魚群又來襲擊大魚的殘骸，但這些“勝利者”現在又能得到什呢？老人回港後疲憊地上岸，回頭又看了看大魚的殘骸，這，畢竟是被自己打敗的對手……

    如果有一個讀者憑著這一些信息說老人是勝利者，那，就一定會有另一個人拿出充分的理由說老人是失敗者。彼此相反的理由可以是四條、五條、六條，乃至無窮，條條都有駁難者。於是，人們不能不想起，人類曆史上的勝利和失敗幾乎都是如此，永久的兩難，永久的轉換，永久的互溶，永久的無解。

    總有讀者會好心地從中“挖掘”出主題，海明威徹底拒絕，他隻是用沉鬱的目光打量著茫茫海霧，一切都是未知，所剩的隻是男子漢氣息。但是，他的男子漢氣息是可靠的？也不，因此他扣槍自殺。

    第三個例子，瑞士作家迪倫馬特的作品《羅慕洛大帝》。

    迪倫馬特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歐洲作家之一。1999年他去世時，我曾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說：“我心中一個最常去的大港灣冰封了。”

    《羅慕洛大帝》（又譯《羅慕路斯》）是迪倫馬特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我曾在中央電視台和北京大學的課堂上詳細分析過，今天放在這講，是因為它在一個藝術關節上與《老人與海》有所呼應。這的主角不是一個獨身老漁民，而是處於人類曆史轉折點上的重要人物——西羅馬帝國的皇帝羅慕洛。在他之前，歐洲有過輝煌的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在他之後，歐洲陷入了漫長的中世紀。因此，他在當時的“蠻族”日耳曼人入侵時的戰敗，屬於千秋之罪。但奇怪的是，他在兵臨城下、群臣逃散、朝野崩潰的危局下一點兒也不負責任，隻是在一家鄉間別墅埋頭養雞，被周圍所有的人鄙視。

    城破之日，入侵者首領日耳曼人鄂多亞克與他一見如故，待到彼此了解身份後才讓我們知道兩人各自的動機。原來羅慕洛是一位大智者，知道國勢已經無救便應順曆史自然走向；而入侵者首領因在尋找繼承者的事情上遇到了大麻煩，才用入侵的方式來“投奔”羅慕洛。結果出現了與《老人與海》相近似的困惑：勝利和失敗如何分割？

    這個問題顯然沒有答案，卻有了新的深度。你看，即便是人類曆史上最著名的勝敗，也可能埋藏著相反的內涵。但是，這種相反的內涵又不能否定勝敗。那，究竟什是真實的呢？不知道。或許，這個問題本來就無法設定；或許，世間本來就沒有“究竟”。

    第四個例子，美國好萊塢電影《一曲難忘》（即《肖邦傳》）。

    我以好萊塢作例，是想表明兩難結構也能支撐比較通俗的作品，使它們大幅度提高素質，並被廣大民眾接受。

    這部電影表現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代音樂之神肖邦成名後轟動歐洲，當時他的家鄉波蘭正掀起一場民族抵抗運動，鄉親們企圖借用他的名聲來引起歐洲其他國家民眾的同情和支持，用各種辦法吸引他參加。他的女友、著名法國作家喬治·桑堅決反對，認為一個音樂天才的價值超過一場政治運動。但是，鄉親們終於請來了肖邦的音樂啟蒙老師、初戀女友，他們捧著家鄉的泥土出現在肖邦麵前，徹底消解了喬治·桑的衛護。

    肖邦以最辛勞的方式聲援家鄉鬥爭，直到累死。鄉親們為他舉行隆重追悼會，邀請喬治·桑參加。喬治·桑拒絕，含著眼淚說：“這下你們滿意了吧？世界上再也不會出現另一個肖邦了。”

    顯然，這又碰撞到人世間的另一個兩難結構，所有的觀眾都無法作出明確判斷。隻要略懂音樂的人都會為肖邦的早逝而抱憾永久，但卻又難於厲聲斥責與肖邦死因有關的那些悲泣的鄉親們。

    正是這種“勢均力敵”，反映了人類的一係列重大猶豫。兩方麵都“理由充足”，因此都在把對方引向深刻，構成了一種“危勢平衡

    ”。這種對峙，使作品非同一般。

    第五個例子，仍然是好萊塢電影，《克萊默夫婦》。

    在拍攝這部電影時，女演員斯特普和男演員霍夫曼還都年輕，卻讓全世界眼睛一亮，但我今天不講表演，還是講文學上的兩難結構。

    一個到處可見的普通家庭，丈夫過於投入公司的工作而難於顧家，妻子很想找一份家務之外的工作，兩方麵都繁忙起來就顧此失彼，連孩子也無法照顧，無法調和隻得離婚。看起來雙方為了爭子越吵越厲害，卻因焦點一致，也就越吵越近。最後，所有的觀眾都希望他們複婚，而且兩人也有了這樣的意願，但又明白，一旦複婚便會重複離婚前的全部悲劇和鬧劇。該怎辦？無解。

    因為無解，這個作品也就與千千萬萬陷於苦惱中的男女有關，而沒有讓一個簡單的結論關閉後門。

    五個例子，都比較現代。但是，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家黑格爾對這個問題早就有過深入論述，而他論述的範例主要是古希臘悲劇。可見，兩難結構在美學上貫通古今。

    黑格爾把兩難結構的哲學原理，歸結為“兩個片麵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輔相成的悖論”，也可稱之為“二律背反”。

    由於“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設計的戲劇情節，因此這種“背反”是兩強共構。如果對峙的兩方麵有了強弱，那就很快構不成對峙，對峙成了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