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並非是明朝的首創，而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章從趙宋那學來的。

    言官的前身起於宋朝的宋仁宗，就是那個曆史上唯二以仁為諡號的宋仁宗趙禎。

    當初的言官有個雅稱，名為風聞奏事，其本意是舉報人可以根據傳聞進行舉報，不必拿出真憑實據，也不署名。

    從這看起來，風聞奏事其實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畢竟這種沒有事實依據甚至連絲毫證據都沒有就可以上諫的事情很容易誕生冤桉，而對於舉報者卻隻有一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簡單的來說就是犯錯的成本太低。

    不過對於皇帝來說，風聞奏事其實並非隻有壞處，不過其中的好處並不適用於大明。

    最起碼不適用於現在的大明。

    想想趙宋是個什情況？風聞奏事的出現不僅能夠留下一個好名聲，還能讓官員們互相爭鬥，這就能從側麵加強皇帝的權利。

    其實在朱瞻垶看來，言官的典範應當是唐初的魏征。

    有人說魏征和李世民都是好演員，給全世界乃至整個曆史都演了一出君臣和睦的戲，但不管怎說，朱瞻垶還是認為魏征才是言官最好的典範。

    北宋時期的司馬光曾經說過：“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

    且不管事實如何，最起碼在表麵上魏征是做到了。

    然而，現在大明的文官呢？

    趙宋是寬容的，這種寬容不僅體現在皇帝開國不屠戮功臣，君臣之間相對和諧、寬鬆的相處關係，還表現在經濟方麵的大開放、文化方麵的大融合等。特別是言論自由方麵，特別為後世的文人所向往。

    除此之外，再加上明仁宗當時的處境，誕生風聞奏事這種事情並不是很讓人意外。

    但明朝就不一樣了。

    以功臣屠戮殆盡為開端，以多次大規模殺戮完成政治清洗為後續，以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政治為貫穿整個王朝始終為背景的明朝，看不出一絲一毫的寬容氣息。

    然而，就是這個極度不寬容的時代，卻從上至下都貫徹了不殺言官這件事。

    朱瞻垶並不否認言官給大明帶來了很大的好處，但就好像他之前定下後又廢除的一條鞭法是一樣的：但凡有人參與其中，那好事最終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陳留，就是典型了。

    看著灰溜溜地回到自己位置上的陳留，朱瞻垶沒有說話。

    不殺言官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規矩，他不會隨便破例，就算是破例也得有個合適的理由。

    陳留是在行使言官的權利和責任嗎？是的，言官的權利和責任就是上諫，就是彈劾，就是未雨綢繆。

    但是，陳留所做的這些是當初太祖高皇帝設立言官的初衷嗎？

    並不是。

    整個朝堂上到皇帝朱棣，下到品階最低的官員，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能夠看得出來朱瞻垶在倭國時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何利與弊。

    弊端是肯定有的，殺氣太盛不是什好事情，但相較於利益來說，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弊端可有可無。

    首先就是倭寇的問題。

    曆經兩朝，前後四十多近五十年的倭寇問題雖然不會因為這次征討倭國而徹底消失，但在人口的大量消耗之下，倭國緊張的資源能夠得以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