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樹人原本抵達大冶之後，就該先視察軍工行業進展的，但是方以智那邊冒出這多民政方麵的糾紛，他也隻好集中下重手處置一下，花不了兩三天。

    此前被安置屯墾的陝、豫流民，主要是在長沙府、常德府、嶽陽府等地，武昌這邊其實不多。

    但是方以智出兵平亂之後，殺了其中一批最死硬的，又把剩下一些跟著鬧事、但罪孽不重的，罰為苦役，拉到大冶這邊挖礦。

    沉樹人覺得這個思路不錯，以後但凡再有被俘被改造的北方流民，可不能再直接丟到地方上去屯墾了。

    大明那大，十不同風，百不同俗，何況是至少上千的遷徙。

    很多在流賊遍地地區生存多年積攢下來的狡詐生存智慧、和互相使絆子的刁鑽惡習，必須改造一下，才能適應到一個新的省生活。

    原本沉樹人不這幹，是相信民風淳樸，不想搞地域差別對待。另一方麵，也是覺得從事工業勞動的人口，至少有點專業性技術性，應該讓專門的人做。如果一些人做過了工人，再回去當農民，有浪費勞動技能之嫌。

    但現在吃過一遍苦了，他也算認清了這個問題——

    在明末，這並不是“地域歧視”，在陝西河南當初年景好的時候，當然是淳樸的好人占絕大多數。

    隻是這多年下來，不沾點惡習就不可能活下來，好人死得早，自然選擇逆淘汰幾十年，能活著的肯定都個個心懷絕技。

    不經過磨礪改造，告訴他們世道法則變了、要調整做人方式，怎可能自然而然回歸淳樸甘當農民。

    至於“浪費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勞動技能”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細化管理的辦法規避。

    比如，短短幾天之內，沉樹人就把大冶鐵礦、鐵廠這邊的工人崗位都梳理了一遍，分成有技術含量積累的技工，和純粹的無技術含量重體力勞動。

    軍工作坊的工人，當然全都是技術工，絕對要保持專業性。

    煉鐵廠，一些燒高爐加燃料或者純粹重體力搬運的，以後就可以先用要改造的流民，幹個一年半載，表現好的再放出去承包土地屯墾。

    至於各種礦山，除了個別指揮采掘的，其他賣力氣的都可以用待改造流民。

    另外，沉樹人還想到，為了推廣永佃權，必須讓農民普遍能稍微認識幾個字——至少相關契書上的百十個關鍵字，外加自己的名字、地主的名字，要認識，還有就是附近府縣鄉村的地名要認識。

    於是沉樹人就著手，吩咐方以智和宋應星，可以再籌劃弄一點閑散無業的讀書人，來大冶礦山、鐵廠這邊搞個最簡易的快速識字班。

    再花時間編一部隻有兩三百個最常用字的字典，讓工人們白天幹活，晚上認字，每天認一兩個，

    服苦役一年認夠三百個字，知道出去後怎跟官府簽永佃權的契約，看得懂那張紙，才能當承包官田的農民。

    認字慢的，出去後也無法保護自己權益的，依然有可能被侵害合法權益而無法反抗、隻能以破壞式耕地、抗拒興修水利等方式消極抵抗的，那就多服一年半載礦山苦役，直到認夠三百個字再放出去。

    聰明一點的，一年不到就識夠三百字了，也可以提前放出去。

    另外，沉樹人還讓人擬定了一份即將用於官府強推的永佃權格式契約，找凋版印刷的印書商大規模印刷。

    規定除了這份官府發的格式契約空著的那些格子，如地名人名土地麵積位置、土地檔次質地描述，其他字不許民間更改，必須按照這個格式合同簽。

    如此一來，才能確保“放出去的流民隻認識三百個字，也能看懂契約，不被偷奸耍滑詐騙”。

    否則合同的主體部分允許隨便改隨便手寫，鬼知道識字多的一方會添加什內容進去。

    把絕大多數變量控製住了，那三百個字就隻需要包含繁體數字、**數字、百家姓中的常用姓、地名、田地描述用到的字，其他可以先都不學。

    這大張旗鼓的搞，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地方明顯違反了《大明律》，也違反了祖宗法度。

    大明哪有永佃權啊，也不存在對商業格式合同的保護和法律定位。作為官府，應該是壓製商業，不能隨便介入商業，更別說官府幫商人定格式合同了。

    格式合同這種東西，自古在華夏沒有法律定位，都不知道怎去定義它，原先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幫著草擬的時候，方以智也提醒他：這東西這明目張膽大弄、推廣，說不定明年傳來了，北京那幫禦史言官又要在陛下麵前彈劾你了。

    沉樹人對此的回複是：那就讓他們彈劾好了，以後找人記錄下來，就找在京城的朋友好了，記下有哪些言官喜歡用維護大明律的戶律部分來說事兒，來攻擊政敵、來維護張居正以前的“祖宗之法”的，

    將來沉樹人自會應對和處置。

    當然，僅限於維護大明律在經濟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維護經濟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沉樹人當然不會公報私仇。

    等到北京城破之後，那些死抱著大明經濟法的卑鄙言官，自然會雞犬不留。

    ……

    一番部署，前後花了四五天時間。

    到十一月二十五這天，方以智那邊，總算粗略做好了幾件工作。

    一方麵，是把未來需要教導安置流民突擊認識的字，給篩選出來了。

    姓氏部分，因為光百家姓有四百多個字了，全認肯定不可能，就挑最常見的近百個認，然後每個人自己姓什，親近家人姓什，再挑十幾個認。

    永佃權契約的格式合同，也整理了出來。

    最後，方以智還讓主管刑獄的官員，這幾天突擊找到了一堆桉例，

    不過因為時間和距離的關係，暫時沒法找嶽陽常德長沙那邊的桉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縣周邊的劣紳刁民。

    劣紳的劣跡，當然是以“欺騙良民在興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後又用其他承諾給更高地租的農民，頂替在修水利時出了力的農民的佃租權”為主。

    而刁民的劣跡，當然是破壞性開墾，尤其是一些屢犯、流竄式、詐騙式破壞性開墾的流民，把一處地種幾年種爛了，就提桶跑路的——

    這方麵沉樹人已經很慎重了，如果僅僅是破壞性開墾，不作為地放任灌既設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懲罰人家，說不定人家隻是比較懶呢？

    任何時候，懶惰本身都不是該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發展到文明時代了，不能跟商鞅時那搞（商鞅時代就比較嚴酷了，破壞性開墾、破壞農田可持續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腳。再往前還能‘棄灰於道’剁手呢，就是在馬路上亂丟垃圾就剁手）

    所以，沉樹人嚴密加上了累犯、流竄式作桉這個先決條件。

    如果一個人不累犯，不流竄，就說明他隻是純懶，可能他種自己的田也這懶。

    流竄式累犯作桉的，才說明這人“種自己的田時不懶，不搞破壞。隻是在種產權屬於別人的田時，才特別懶，故意使壞”，主觀惡性是完全不同的。

    沉樹人也一碗水端平，兩邊都抓了幾十個，準備到時候示眾，再借機宣傳新法，加深大冶這邊數萬礦工和鋼鐵工人的印象，讓他們將來好口口相傳，宣揚沉撫台的嚴厲政策。

    事到臨頭，沉樹人唯一的顧慮，還是怕就為這些目的便殺人，有些說不過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彈劾，而是他自己都覺得有點重刑主義了。

    不過，方以智幫他張羅了這幾天，最後臨門一腳時，倒是完全不覺得這有什問題。

    他拿出儒家春秋決獄、以社會影響惡性來加重或減輕刑罰的思想，跟沉樹人掰扯了一下，試圖證明“隻要形成了惡劣社會影響，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學壞，那本身事情不大，斬首也是沒問題的”。

    而在方以智看來，這些人帶頭刁鑽，帶壞了一方百姓，把陝西那邊破壞式開墾撈小便宜竭澤而漁的劣習帶過來，帶壞了一方民風，就憑這一點，怎不能斬首？

    沉樹人自從當官後，對大明律了解還真不算多，也沒一直學習。聽了方以智這番話，他也是略感新奇，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大明律》，本來就允許這樣、因為社會影響的惡劣、帶壞了社會風氣，就在原本的刑罰上，額外無限製加重的？”沉樹人請教時，都有點心虛。

    方以智卻不愧是學霸，斬釘截鐵就給出了答桉：“當然，自古春秋決獄，論心定罪的原則，就沒有改過，從《唐律疏議》到宋、明，這個思路是一致的。

    具體到法條，我大明有很多具體的罪行，在量刑時，也都是準照‘社會風氣惡行’酌情加重減輕刑罰的。

    采生折割的罪名總學過吧？這采生折割在我大明律就允許淩遲，至少也是剮八刀，多的還有十六刀最多六十四刀，你可知為何判得這重？”

    沉樹人一愣，方以智提到的這個知識點，他還真不知道。

    當然了，采生折割這個名詞，這個罪名，他是知道的，就是把正常人（一般是小孩或少年）手腳打斷、打成殘疾人，然後逼著殘疾人去乞討，騙取別人的同情好多施舍點錢。

    這種事情，明清兩朝都是重罪，可以淩遲。

    但沉樹人還真沒想過，為什能判這重——哪怕是謀殺的罪名，殺了好幾個人，也未必會被淩遲。

    他便虛心求問：“這還真不清楚，我也一直覺得采生折割淩遲判得有點重了。”

    方以智卻無奈地搖搖頭：“這事兒的關鍵，不在於讓四肢健全的人嚴重殘疾、手法殘忍。更關鍵的是，會破壞一地百姓的同情心。

    如果一個采生折割的桉子被揭發，卻不把主謀淩遲處死，那以後當地百姓容易出現什情況？再看到真正需要幫助的殘疾窮人，他們都會當成是采生折割的丐頭殘忍打折騙錢的，一整個鄉甚至縣的人的惻隱之心，都會因此受損，鄉道德倫常也會崩塌。

    孟子曰人皆有四心，對應仁義禮智，這惻隱之心，便是排在第一，是仁心。一個人的劣跡罪行，如果導致一方百姓仁心淪喪，我輩名教中人，豈能坐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