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五年（1090），正在杭州任知州的蘇軾向中央呈送了一份狀奏。在奏疏中，蘇軾懇請：“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後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別賜臣度牒五十道……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誌，半年之間，目見西湖複唐之舊”。

    乍一看，這不過是一份蘇軾向朝廷申請資金修建西湖的普通狀奏，但有趣的是，蘇軾在狀奏中並非明確地請求撥款多少貫錢，而是向朝廷再求“度牒五十道”——度牒明明是朝廷頒發給僧尼的身份憑證，蘇軾怎就不求錢款而求度牒？

    南北朝時，政府首度為僧尼們頒發合法性的身份憑證，即度牒。

    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本身並沒有度牒的說法。也沒有諸如僧籍、寺籍一類的嚴格製度。

    至李唐時期，度牒製度得以保留。安史之亂後，被破壞的生產力不足以支撐各地的經濟，一些地方政府便動起了出售度牒的念頭。因為擁有度牒的僧尼即可擁有免稅權，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內以莊園的形式經營地產。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手段，獲得了相當於封建領地的收入形式。

    不僅如此，寺院除了從事墾殖田圃外，也有從事商業、手工業、占卜等事業的。

    這些經濟活動並不是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開銷，而是以營利為目的經營行為。在統治者看來，已經發展到與自己爭利的地步。因為此類活動不但不用繳稅賦役，還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財，而佛有七八”的詭異說法。

    誰都想當僧侶道士，獲得減稅的權利，而彼時嚴重赤字的財政又推動稅收節節攀高，朝廷財政無法支持，因此安史之亂爆發後，宰相楊國忠獻策，不用耗費正庫之物便能籌錢。於是讓禦史崔眾去河東收錢度僧尼道士。結果，很快就得錢百萬。

    後來唐肅宗在彭原郡時因“軍興用度不足”，也通過販賣度牒的方式來籌錢。

    到了宋朝，度牒在人們眼中或許已不能被視作一種身份憑證——將宋代的度牒視作一種官方發行的證券或許才更貼近現實，實際上就是硬通貨。

    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1101)，度牒的價格飆升至每道二百二十貫，待南宋中後期，度牒的單價更是一度達到了一千兩百貫。

    北宋元祐年間，在經濟發達的杭州為官的蘇軾麵對的也正是上述的那些異化的度牒。因為已經習慣了通過發行度牒來籌措地方賑災資金，元祐四年（1089）江南一帶爆發水災後，杭州知州蘇軾便向朝廷請求發行度牒以賑災。朝廷也確實同意了蘇軾等人的請求，向受災的兩浙和淮南各提供了三百道度牒。

    南宋初期，嶽飛等中興四將也都靠朝廷給予他們販賣度牒來籌措軍費。

    如今，對於四川軍務，朝廷給予販賣出度牒及會子共值一百萬貫作為軍費，誠意滿滿。

    不過入川道路險阻，不能網絡打款，得由朝廷派人通知四川方麵，再加以操辦，因此朝廷的恩惠，在過年前是無法落實到軍人們的頭上，在川軍人們的過年，則按老規矩辦。

    ……

    涪陵軍營，一片張燈結彩，紅彤彤的十分喜慶。

    一切都按民俗來辦，軍人們在除夕吃“角子”來寄托自己的美好願望，“角子”有點像現在的餃子；飲屠蘇酒；用紙包火藥做成爆竹；掛桃符；清潔神龕、廚灶；祭拜祖先；爆竹驅儺；食消夜果；守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