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的皇宮宮室普遍狹小，北宋皇城周長不過5，還不到明代皇城周長的三分之一。

    宋太宗曾想擴建，派人去征求拆遷範圍內居民的意見，想給錢贖買，但是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搬走，太宗更不願意武力強拆，於是隻好作罷，局促於狹小的宮室中。

    到得南宋，高宗是個安全感嚴重匱乏的君主，他建皇城於鳳凰山，南邊就是臨安府外城牆，臨著錢塘江，方便他跑路。

    如此布局再無發展餘地，其周長約九，實際上不夠用，麵積還是小！

    待想擴建時，遇到了與太宗一樣的情況，周邊居民不肯搬走，曆代宋帝不得不把擴建宮城的計劃擱置一邊。

    因此三學學生在麗正門吵吵嚷嚷，禁軍不能禁，聲達垂拱殿內，“罷李曾伯”之言竟清晰可聞，讓麵的君臣們麵麵相覷。

    麗正門正對著文德殿，乃是皇帝“外朝”舉行重大典禮的所在，後麵就是垂拱殿，是皇帝“內朝”日常接見群臣商討國家大事的地方。

    在宋朝政壇上，三學學生是個很特殊的存在，他們沒有執政權，卻有議政的能力，成為最重要的民間輿論力量，影響著時政。

    他們的意見，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朝局的動向，甚至被朝官加以利用。

    對於他們，朝廷確實頭痛，罵他們吧，正好，他們口如懸河與你辯，隻怕你辨不過他們；打不得，他們隻是空發議論，刑不可上，否則有辱斯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君主會被世人說成了周厲王；殺之更是不祥，如高宗朝太學生陳東上書言事，說皇帝不當即位，建議留李綱為相，而罷免奸臣黃潛善和汪伯彥。

    宋高宗惱羞成怒，親下禦批，殺害陳東，可此舉受到不少非議，為陳東上書辨護的官員絡繹不絕。

    宋寧宗慶元時，兩相爭朝，韓侂胄與趙汝愚鬥個不可開交，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言事，為趙汝愚辯護，“悉送五百外羈管”。

    盡管如此，他們“遂得六君子之名”，後稱“慶元六君子”，獲得了美譽。

    對於這些楞頭青來說，你搞他，他謝謝您，讓他能名垂青史！

    如今三學學生鬧事，他們認為韃虜橫行，肆虐江南，乃執政之過，李曾伯等諸位相公難辭其咎，要求朝廷對他們作出嚴厲的懲罰，有激動者甚至喊出誅李曾伯以謝天下！

    李曾伯不便自陳，相公朱熠抗言道：“對韃之事，三學學生不明就，臣以為大軍尚存，乃是正理。”

    諸人心忖川帥孟之祥的“存在軍隊”理論可真得相公之心，孟之祥認為韃虜勢大，且多有漢人簽軍、外蕃仆從軍，隻宜徐徐圖之，不可輕易決戰。

    在韃虜力量沒被削弱時，要有耐心與他們周旋，時機不適宜時，寧可不戰，是為“存在軍隊”用來保持對韃壓力。

    他威名遠播，用兵之法讓川外諸軍莫不遵從，找到了理由去保存實力，如今朱熠以此為李曾伯辯護。

    理論不差，奈何諸將生吞硬套，一昧避戰，以等待得到增援或局勢變化後的絕對優勢，即十拿九穩後才決戰。

    但諸將沒有注意到川多山城，賊不可下，宋軍恃山城之固與韃作戰，能夠嚴重消耗掉韃軍的進攻態勢，如今韃軍給江南造成了很大的破壞，豈可等他們把一切都毀滅了再決戰，也豈有穩操勝券之時？

    監察禦史章士元按捺不住，出班奏報道：“三學所言，不宜含糊，若置之不理，則皇上有庇護徇私拒諫之失。”

    他穿著綠色蛤蟆官服（低級官員），不怕說錯話，先來了個拋磚引玉。

    又有左司諫沈炎出班直言道：“時局淪陷如此，執政責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