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1919年，那時正好是五四運動。父親是bj大學的一名教授，也參與了五四運動，鼓勵學生勇反封建壓迫，拯救危亡華夏。他總是醉心於各種革命活動，心中總是揣著興中華的信念。正好這時我出生了，他一開心，幹脆給我取了“華莘”這個名字。後來，父親說，這名字寓意著中華重生，“莘”就是諧音一下“生”嘛。“宋華莘，這名字挺好。”母親也讚成。

    從小我便受著父親的熏陶，也看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籍。“華莘，以後你一定要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作出貢獻啊，要努力愛國積極奉獻。”父親對著尚且年幼的我總是這說。

    我的童年還算比較安寧。直到我十二歲那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使老家在東北的我們被迫攜一家老小遷往南京。雖說遠離了戰火集中區，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又怎會有真正的平靜呢？每天我們這些學生都生活得不安寧。

    不過，也正是在南京，我遇見了周邵。他大我兩歲，住我家隔壁，還恰好在我就讀的學校附近上中學。那時風氣已經漸漸打開，人們自五四運動後思想的閘門被打開，封建的思想被動搖，也去了解學習馬克思主義了。許多有誌青年都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熱愛馬克思主義，我也不例外，周邵也不例外，我們就因為這誌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我們的父母也因為都從事革命活動也成為世交。

    1935年，日本所謂的“華北自治”活動，剛好在bj的我和周邵便義憤填膺地參加組織了一二·九運動。我們高呼著“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並且示威遊街。我們都清楚地明白，蔣老頭子就是想采取“不抵抗”的妥協政策，不顧華北地區人民的死活痛苦，這怎能夠同意！

    我們雖然是學生，但是心中還是有數的。我們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力量興許是十分單薄的，但是，心懷熱血，又怎能安然溫室，無視同胞苦難？我們組織起長長的遊街隊伍，大喊著口號:“反對華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喊得很賣力，嗓子都快啞了。周邵更是喊得臉紅脖子粗，因喊得過度用力而脖頸上青筋暴起。

    突然，前麵一陣騷動，傳來了大喊大叫，還有痛苦的哀嚎聲。周邵將我護在身後，我心中一陣驚疑，但我們還是擠到前麵去，想去一探究竟。好容易扒開密集似潮的人群，隻見幾名身著國民黨軍裝的官兵對著遊行隊伍，凶神惡煞地威脅著，讓我們趕快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