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後將近兩千年，曹操依舊很忙，忙著在各種書當“人生導師”。人們已不再糾結於他是好人還是壞人，而是專注於如何“用好”這個人。

    變化速度之快，功利性之強，也可以視作這個浮躁社會的某種縮影。這個景象不要說曹操本人想不到，恐怕就連幾十年前撰文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不會想到吧

    在中國的曆史人物中，曹操是最具爭議者之一。對他的評價曆來在奸臣和梟雄這兩極中搖擺。“寧我負天下人，毋天下人負我”之類的話為他“招黑”無數，而政治、軍事上乃至詩歌創作上硬邦邦的成績也為他贏得了受人尊重的資本。作為著名人物，曆代對他的評價也同步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很值得研究一番。

    1958年前曹操是奸臣，“白臉”的代表人物

    曆史原因：《三國演義》中的奸臣形象影響深遠

    人們印象中，曹操是個壞人，這多半要拜明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所賜。“擁劉反曹”的整體架構使得這部書把曹操定位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奸臣地位。之後的幾百年中，以《三國演義》為藍本的各種文藝作品（戲曲、評書、小人書等）將曹操這種惡劣形象不斷強化。

    然而，曹操的形象並非一開始就壞了的。在陳壽的《三國誌》中，是以魏國為正統的，從篇幅上就可看出：《魏書》一共30卷，《吳書》有20卷，而《蜀書》隻有《魏書》的一半，15卷。在描寫上，他也對曹操尊敬有加，尊稱並沒有稱帝的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而劉備、孫權則僅被稱為“先主”、“吳主”。陳壽還高度評價曹操為“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討伐高麗途中，親自寫了一篇《祭魏太祖文》，肯定曹操的能力和功績：“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

    對曹操評價的轉差，是與國運、政局以及領導人的個性密切相關的。簡單說，當國運昌盛，政局穩定，國家由強人主導時，傾向於將曹操評價為“好人”；一旦國運衰敗，國家麵臨分裂，乃至被迫偏安一隅時，曹操“奸臣”的一麵便會放大。例如南北朝時期，南朝人裴鬆之在注解《三國誌》時，就選用了一些曹操的負麵材料。

    數年前去世的袁闊成先生曾說過365回本的評書《三國演義》，很多人都是聽著這部書長大的。

    到了北宋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正值宋朝鼎盛時期，尊曹之意占據主流，書中也以曹魏紀年。而到了南宋，偏安的境遇與三國時蜀國的遭遇達成了某種契合，“尊劉抑曹”的思想開始風行起來。大學者朱熹就在自己的著作《資治通鑒綱目》中，拋棄了曹魏紀年，代之以蜀漢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