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年—1666年），字道未，德國科隆人，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1620年（明萬曆四十八年）到澳門，在中國生活47年，曆經明、清兩朝，是繼利瑪竇之後最重要的來華耶穌會士之一。

    湯若望在順治年間所受的恩寵與隆遇使得天主教當時在中國的傳播較為順利。隨著傳教士人數的增加，活動範圍的擴大、信徒在不斷發展。在湯若望時代，教堂在中國已有30多處，據德禮賢先生統計1650年信徒人數就已達到150000人。

    中西曆法之爭，由來已久，吳明早在順治十六年便上疏舉報湯若望天算錯誤，結果反落了個“詐不以實”的罪名，險些被判了死刑。1661年，順治病逝，八歲的康熙登基，輔政大臣鼇拜等反對西洋學說，大臣楊光先，言湯若望等傳教士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曆法荒謬。

    順治皇帝的去世，使湯若望失去了宮廷保護人，他的命運也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雖然關外的愛新覺羅氏家族直入北京，統一中國，但具有幾千年曆史的儒家思想仍然是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根深葉茂。早在順治時期，就有一些漢族士大夫反對順治信任湯若望等傳教士，對湯若望竟然在中國發展了十幾萬天主教徒極其不滿，極力主張從葡萄牙人手收回澳門。安徽歙縣的官生楊光先就是他們的代表，他首先向西方傳教士發難。楊光先對天主教早有所聞，於順治十五年在京城看到被釘死於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畫像之後，才確認天主教就是耶穌教，從此即有“彈劾”湯若望的念頭。

    順治十六年至十七年之間，楊光先撰寫了《辟邪論》上、中，下三篇以及《摘謬十論》、《正國體呈》、《中星說》、《選擇議》等多篇文章，又多次親自來到禮部，通政使司等衙門狀告湯若望。楊光先指出，天由二氣結撰而成，並非天主所造。耶穌是彼國謀叛的罪魁，因事敗露而被正法，絕非造天聖人。所謂天主耶穌於漢元壽二年降生之說，純屬荒唐怪誕。“若耶穌即是天主，則漢哀以前盡是無主之世界”。“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製，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他進而又說，湯若望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倘若天下之人，“隻愛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幹禁”，則無異於“愛虎豹之文皮，而豢之臥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

    同時，又斥責湯若望在《時憲曆書》封麵上題寫“依西洋新法”五個字，其目的是“借大清之曆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說湯若望借西洋新法陰行邪教，而“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廣澳，內官帝掖，不可無蜂蠆之防”。因為當時順治帝尚在，湯若望仍受朝廷器重，而禮部又不理睬楊光先的狀告，所以湯若望等人對楊光先的反教舉動未加重視。

    康熙年間

    康熙初，湯若望等耶穌會士加緊宣傳天主教，將天主教捧為全世界之惟一正教，隻以天主教為獨尊。湯若望與當時在京的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比利時人)等人認真研究之後，令奉教欽天監夏官正李祖白執筆，根據明崇禎皇帝所賜“欽褒天學”匾額的“天學”二字，於康熙二年(1663年)冬撰寫了《天學傳概》一書，三年正月，又求國子監助教許之漸為該書作序。該書刊行之後，散發給在華天主堂的傳教士及有關人員。據湯若望、李祖白等人講，此書是針對楊光先指責天主教為邪教的論點而作，以闡明天主教並非邪教，而是正教。但是，在該書中卻大談特談許多令當時人無法理解和接受的觀點。譬如，在該書中寫到，“天主上帝開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其後生齒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考之史冊，推之曆年，在中國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接著又說到，中國自有初人之始，即信奉天主之教，而六經四書之類，不過是天主教的“微言法語”。

    自秦始皇焚書之後，天主教也在中國失傳。後從西方傳來的天主教理論等等等。這種將中國的社會，宗教思想甚至人種完全納入歐洲的體係，變成為歐洲的附庸和分支的理論，充分反映了歐洲中心，歐洲至上論的傲慢與偏見，導致了人們的極大反感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