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帝王中和西方傳教士有最深淵源的兩個帝王，一是明朝的神宗萬曆皇帝，另一個是清朝的聖祖康熙皇帝，最有意思的是，在眾多西方傳教士眼中，隻有康熙是世界上、甚至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君王，竟然超過歐洲各國國王，比如白晉在給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恐怕也可以，他是自古以來，統治下的帝王當中最為聖明的君主。”

    傳教士是西方國家傳播基督教的人士，堅定地信仰宗教，並且遠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們傳播宗教的修道者。十六世紀，由德國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蔓延到瑞士、英法、荷蘭等國，主教會為了抵製新教，組織了耶穌會，1540年經羅馬教皇正式批準，耶穌會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後歐洲殖民主義向海外大肆擴張，一批又一批傳教士遠赴海外傳教，實際是為基督教征服世界，為歐洲國家收集情報，推進殖民主義，掠奪他國資源，中國就是當時耶穌會海外傳教的重點地區之一。

    從155年到利瑪竇158年到達中國，共有三十二名耶穌會、二十四名方濟各會士、兩名奧古斯丁會士和一名多明我會士試圖在中國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年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達肇慶，開啟了耶穌會在中國內地傳教的曆史。此後耶穌會陸續派遣傳教士進入中國，有數百人之多，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者約有數十人。

    傳教士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有傑出貢獻不可否認，同樣為清末聯軍侵華效力也是事實，稱傳教士為侵略幫凶並不為過，他們及其信仰的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可以傳教士進入中國利弊皆有，初期利大後期弊多，可惜利大時未能抓住，弊多時未能防範，清末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有清廷腐敗衰落之內因，也有帝國野心侵略和傳教士助紂為虐的外因。

    明代萬曆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萬曆十一年進入中國澳門。因為明朝海禁政策，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歐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居住權，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們隻能停留在澳門學習漢語，想法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為傳教而傳教到處碰壁的利瑪竇改變了策略，先向公眾開放圖書、展示地圖、宣傳西方科技等，吸引了眾多平民百姓，也招來很多知識分子，甚至招致大批中國士大夫的親徠，影響越來越大。

    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到達北京成為萬曆皇帝的禦用數學、曆法、地圖勘測專家，他發現不向中國士大夫階層提供西方科技知識，相互交往就消極，受此影響他勉強同意與徐光啟一起翻譯歐幾得的《幾何原本》，在翻譯過程中，明朝廷很多高位官員和士大夫都參與其中研討，包括內閣首輔葉向高。明朝自萬曆年間到明末估計全國入主教的人數，可達四、五萬人，朝野上下已經有相當濃厚的崇尚西學、西教的氣氛。盡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現於對待傳教士與其傳教活動上屢有衝突，但總趨勢是西學東漸的程度越加深入。

    利瑪竇的成功使傳教士們認識到要在中國傳教成功，必須學習漢文化，尊重中國敬、祭祖、祀孔等禮儀習俗，來華傳教士大多是西方飽學之士，在科學上有著較高造詣，以宣傳西方科學文明作為傳教的重要手段，走中國上層階級路線的策略才能更好立足中國傳教。

    九年後，萬曆四十八年德國人湯若望來到了中國。湯若望，字道末，神聖羅馬帝國耶穌會傳教士，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在中國生活四十七年，曆經明清兩朝，在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麵多有貢獻，現代農曆就是在他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曆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他適時向清廷進獻新製的輿地屏圖和渾儀等，在順治元年任命為欽監事，進呈《西洋新法曆書》於多爾袞，封太常寺少卿。

    順治七年湯若望將利瑪竇建的經堂擴大，建成北京城內第一座大教堂南堂。順治八年福臨親政後，他經常出入宮廷，對朝政得失多有建言，順治帝臨終議立嗣皇，曾征求湯若望意見，他知道花流行會造成嚴重後果，建議選則玄燁這位得過花的皇子來繼位。

    順治皇帝去世使湯若望失去了宮廷保護人，新舊曆法之爭也是中西文化衝突，康熙四年清廷作出了禁止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主教的決定，並拘捕外省傳教士到京，湯若望等人被判絞刑，因京城接連五地震，加上孝莊力主開釋，湯若望免死，但一年後還是沒能繼續活著，逝世於南堂，康熙八年才得到徹底昭雪，恢複名譽，重葬於利瑪竇墓旁。

    南懷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精通文曆法，擅長鑄炮，官至正二品工部侍郎，在平定三藩之亂中，他修複了湯若望所鑄造的火炮，成功炮擊盤踞山區的吳三桂叛軍，還從事開掘運河等有利國計民生的工程，在康熙年間造炮至少566門，有神威將軍炮、武成永固大將軍炮、神功軍炮、紅衣大炮等數種火炮。

    曆史上對康熙影響最大的西方傳教士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來中國的五名傳教士白晉等人，因為他們在康熙三十二年進獻的西藥金雞納霜，也就是奎寧治愈了康熙的瘧疾，在當時的中國是不治之症，為了酬謝他們，康熙在皇城西安門內賜地建房，作為傳教士的住宅，生受康熙尊崇和禮遇。可惜西方教皇不合時宜地認為康熙帝與歐洲國王一樣，名義地位在教皇之下，惹怒了隻認為君權神授，授命於的康熙皇帝，傳教士被禮送出境，隻允許住在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