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伯安從龍場赦返京城，任職吏部清吏司，黃綰和我為此請留吏部，伯安特意在我長安灰廠的右鄰卜舍而居，兩人同居同飲，日日聚講，他和我談及在龍場陽明洞中所著的《五經臆說》，談了數日，我深受震盪。著中所論是理所當行，然而，實踐上卻是勢有不可。我跟他說，身處眼前下不應再提，行道必要隨份限所及，踰越了份限即不當理。自此，他便不再提起。」先生緩緩說道。

    兩人臨軒品茗，昨夜春雨過後，四下新綠，芬芳輕送，先生繼續說道：

    「伯安才智過人，不知道他的人卻往往見其狂態，這使他飽受士林批評，他所提的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更是觸怒當世。平定宸濠之亂後，他提出致良知的學說，信他的人多，詆毀他的人更多。學術上的爭辯本來無妨，然而，自議禮一案發生，程朱學與心學的差異竟從學說路線之爭演變成朝中勢力的爭奪。伯安雖想置身事外，勢卻不可。他病逝章江的消息傳來，我想他奮不顧身，急於返鄉，必有非交代不可之事，隻是他趕不及回去了。」先生停下來，喝了一口茶，再道：「他料知死後各種著作都會遭到搜錄，此一部《五經臆說》必招致王門的災厄，因而囑咐燒毀。」

    「先生又怎信我會燒去此著？」

    「我信地良知！」

    先生一語，像是一記響鐘，夏冕恍然大悟，先生安排他去調查王陽明謀逆之據，實則為了阻止王門弟子遭遇滅門之厄，那日行前丟給他一本《傳習錄》要他去找謀逆之據，已是叫他明白，此心當無依無傍，如日處虛空，良知自然發用，隨處體認理。

    夏冕想起王陽明歸鄉之際，在沙貝村的老宅牆上，留下一詩，說道：

    「先生可知陽明先生歸途中也曾到增城貴府？」

    若水臉上微微一笑，隨口念出：

    「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跡，期無負初心。」

    接著，他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

    「他棄職返鄉，卻未在韶關候旨，想來，他人走到廣東增城時，已經知道自己的身體恐無法撐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