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入世後的中國來說，投資國內產業的國外資本往往有著較成熟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資深人才為後盾，這便給了國內各個行業以機會。作為領導者，認真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借鑒對方經驗，聘用對方人才，必將有利於企業的發展，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因糧於敵”。

    另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彩電、冰箱和電視機大戰中，本來頗有勢力的一些大企業，由於長期推行低價政策損失了大量利潤，最後給企業的經營管理造成了一係列困難，甚至麵臨重組和破產。因此企業的運營，商業運作必須講效率。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兵貴勝，不貴久”。

    決策行動拖延的時間越長，相應的管理費用就相應增加，時間成本就越高。同時，由於時間上的延識，失去先機，將丟掉市場，形成連鎖反應，損失慘重。

    企業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必須不遺餘力地研究新技術，開發新產品，誰先研發成功，並及時把它投放市場。滿足市場需求，誰就會控製市場，爭得主動。“貨貴及時”，所以，速度是企業命運攸關的重要因素。

    □果敢決斷霸業天成

    作為一名領導者，果敢決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爭得了時間，爭得了一切。

    朱元璋在應天建立戰略根據地後，提出基本國策為：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此一決策對明朝初年的鞏固與展起了重大作用。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一重大戰略決策，是老朱升為朱元璋謀劃的。朱升提出的戰略，集政治、軍事於體，用非常精辟的語言，準確、全麵、深刻地指明了朱元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戰略方向。朱元璋聞言大喜，全盤納了這個戰略。

    高築牆，首先是指要有一個強大和鞏固的戰略根據地。

    戰爭是人力、物力的較量，人力、物力的來源離不開牢固的方補給。因此，能否建立一個強大鞏固的戰略根據地，就係到朱元璋的部隊能否在元軍和群雄割據勢力的包圍中站腳跟，求得發展，至少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朱元選擇應天及周圍地區作為戰略根據地來“高築牆”是比較當的。一是應天與淮右連成一氣，唇齒相依，朱元璋及其要將領和謀士多是淮右人，下級軍官與士卒也大多來自這地區。立應天，淮右為本，大部分將帥、士卒為保衛家鄉戰，無疑可以激發參戰的熱情，對穩定軍心十分有利。二應天臨江依山，周圍多丘陵，地形十分險要，是東南地區軍事重鎮，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據應天，可瞰製江淮和北。三是應天及其周圍地區經濟發達，物產豐富，支持戰的潛力十分巨大。朱元璋對建設戰略根據地給予了極大的注，在采納朱升的戰略以後一年多的時間，他在自己的力範圍邊緣地帶所采取的軍事行動，都是從穩定、鞏固應的需要出發的。爾後，對應天本身的城防也進行了大力加。後來，朱元璋就是在應天以固若金湯的城防，抵擋住了自己強大得多的陳友諒的10萬舟師。在統一戰爭的全過中，以應天為中心的根據地一直沒有受到嚴重的外來威，又為戰爭提供了極大的支持。這都說明朱元璋在建設強的、鞏固的根據地方麵是非常成功的。

    高築牆，也是指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這支武力量不是僅僅用來防衛的，主要的是用來主動進攻的。其，建設一個穩定、鞏固的戰略根據地，其本身就包括了必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否則，在群雄割據勢力的包圍之，任何根據地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戰略根據地的穩和鞏固，首要的、關鍵的條件就是必須有一支強大的武裝量，才能保障政治、經濟和其他建設順利地進行。其二，朱元璋及其將領謀士們並不是鼠目寸光，安於現狀，滿足既利益而無遠大抱負的領導集團。朱升的戰略之所以很快被元璋采納，是因為朱元璋早就有欲圖大計、平定天下的遠抱負。那，建立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的根本目的，就不僅是為了滿足保衛根據地，更主要的還是為了滿足戰略進的需要。

    廣積糧。朱元璋占據的江淮地區盛產糧食，按理說糧食應該成為一個問題，為什還要廣積糧呢？元末的江淮自災害十分嚴重，而且次數較多，持續的年頭又長，使這個倉變成了缺米之倉。許多勞動群眾連自己都吃不上飯，哪還能拿出糧食來支持起義軍呢？麵對這種狀況，朱元璋製了“且耕且戰”製度。他任命元軍降將康茂才為都水營田，由其負責興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窪地不怕。接著下令各部隊都要在駐地開墾荒地，種植糧食，並且下章程，規定以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要求各部隊的生除了供給自身的需要外，還要做到有存糧。經過幾年的努，終於使朱元璋徹底改變了缺乏糧草的局麵。他的部隊豐足食，對戰鬥力的提高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且耕且戰”實際上就是屯田製度，並非朱元璋獨創，而是由來已久。但這一製度被朱元璋運用得如此徹底，如此全麵，如此持，解決了如此龐大的軍隊的糧食所需，支持了如此持久的一戰爭，可以說在朱元璋以前的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緩稱王。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己方獨立元的政治色彩，最大限度地降低元王朝對己方的關注程，避免或大大減少過早與元軍主力以及強勁諸侯軍隊決戰可能性，從而有利於保存自己，積蓄實力，求得穩步發。為此，朱元璋在形式上一直對小明王保持臣屬關係，使的是宋政權的龍鳳年號，打的是紅巾軍的紅色戰旗，連鬥口號也不改變。朱元璋擔任的職務，從江南行省平章到後的吳國公，都是小明王敕封的。直到消滅陳友諒，北方紅軍也失敗以後，他才稱吳王，但發布文告，第一句話還寫“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屬，免得人注目，遭受打擊。元王朝苦於力量不足，隻能對目標、影響廣的自立政權首先實施重點打擊，光這類政權就有四個，根本顧不上對付朱元璋這類附屬於某一政權的勢。朱元璋正是抓住了這種有利的客觀形勢，加強擴展地，壯大力量，成為統一戰爭的主宰者。緩稱王不是不稱，關鍵在於選擇有利時機。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的軍事形勢對朱元璋集團十分有利：北麵的宋政權已經存實亡，即使反目，也已不足為慮。元軍主力在與宋軍的戰中大傷元氣，又陷入內戰之中，無力南進。反元陣營中力最為強大的大漢政權已經被朱元璋消滅。東麵的張士誠屬驚弓之鳥，處於明顯的劣勢。四川的明五珍安於現狀，沒有遠圖，構不成大的威脅。依據這種客觀形勢，朱元璋憑廣闊的版圖、強大的軍隊，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圖而自為王是非常適宜的。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是一個非常英明正確的宏決策，它引導朱元璋集團從勝利走向勝利。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就在徐達統領北伐大軍攻克山東的凱聲中，朱元璋在應天登上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

    善於根據現狀判斷，果敢決策，是萬事成敗的關鍵。

    □李嗣源馬不停蹄朱友貞喪身亡國

    五代時期，後唐軍在中都（今山東汶上縣）大敗後梁軍，抓後梁軍統帥王彥章，後梁的主力部隊隻剩下大將段凝所統率的支生力軍。後唐國君李存勖對眾將說：“段凝現統率大軍駐紮河上，嚴陣以待我軍，諸位有何妙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