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完了，日子仍舊在繼續。

    1986年，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整整八年。

    這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都足夠打一場抗日戰爭的了。

    可以說，我們改革所獲的成就，是非同凡響的。

    尤其是民生方麵的變化，老百姓幾乎都是樣樣看在眼，用親身體會感受到一年一個樣的。

    但卻又因為這些變化越來越多，越來越快，而無法一一曆數。

    所以到了1986年，如果要給這一年貼上一個與眾不同的標簽。

    那恐怕就是由於這些改變達到了一定程度，最終由量變引發了質變。

    讓這一年，成為自改革以來，個性化初露端倪的年代。

    是的，大多數人雖然還保留著追逐一致性的習慣。

    可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另類份子”不願意隨大流了。

    這些“異端”的個性需求，幾乎與生活的選擇增多，同步蘇醒。

    他們不再願意大眾一起追時髦流行了。

    而是更願意強調個體的存在。

    不惜任何標新立異的方式把自己和大眾分割開，給自己打上一個獨特的符號。

    並以此宣告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在這片一直以傳統和保守為主基調的國土拉開了序幕。

    毋庸置疑，最簡單、最直接，來實現這一點的方式就是靠服裝。

    就比如說，某位以一首用英文歌曲《sotis　when　we　touch》翻唱的《無言》，剛剛在內地歌壇小有名氣的光頭歌手“國慶”。

    雖然人還未到大紅大紫的地步，但在著裝上的個性卻已堪稱領軍人物。

    這一年年初，光頭“國慶”去永安買的一件最合心意的衣服，是一超長的西裝。

    穿在身上他得把袖子卷起來。

    而腳下的鞋穿得更是匪夷所思。

    左邊黑的，右邊紅的，根本不是一色。

    不用問，走街上回頭率是特別高啊。

    那西服袍子倒還罷了，關鍵是鞋的穿法太牛了。

    不少人看了，背後且夠琢磨一陣的。

    都心說了，這哥們還挺會過的，買兩雙鞋這穿。

    哪怕左腳壞了，右腳還能接著換呢。

    當然除了買衣服，人們在吃喝玩樂上的追求也是相似的情況。

    大體上來說，商店的新品種和新品牌更容易受到人們的關注。

    尤其兒童小零食和玩具新品種，是這段時間增加最猛的，也是最好賣的。

    “橡皮糖”、“蘿卜絲”、“無花果”、“麥麗素”、“朱古力豆”、“雪梅”、綠色小兵、大富翁、飛行棋，依次橫空出世。

    孩子們的消費習慣，最先開始獲得顛覆性改變。

    不再是一兩塊糖，一個氣球就能容易打發掉的了。

    另外，大人們也沒閑著，除了各種洗發水、香波、美容霜越來越多。

    忽然之間，街頭巷尾就出現了一塊錢一小時的露天台球案子。

    而且這種本屬於西方高雅運動的娛樂，到了京城，轉變成民間普及的大眾娛樂方式。

    也似乎相當順暢，並無任何隔閡。

    很快就遍布大街小巷，連小吃店門口和修車鋪旁的空地上也能見到。

    還有bp機，這可能是時代賦予此時人們最佳、最自然的一個凸顯財富和與群體區分開的個人標誌。

    這玩意在當時絕對是一個讓人麵上生光時髦玩意，仿佛是一個人身份的標誌。

    有呼機的人都愛把它掛在皮帶上那個最顯眼位置。

    因為這東西完全可以體現出一個人的價值。

    有能力花費巨資購買是其一，其二也證明了這個人的重要性。

    想也知道，肯定隻有要務纏身不容耽擱的人，才會去配備這玩意。

    所以最早有小盒子的人就自我感覺特別牛，還特別盼著有人能“呼”他，最好是在下班以前。

    誰要能當眾被“呼”那一下，就會精神抖擻，跟吃了蜜蜂屎似的去回電話。

    哪怕是家讓帶兩把蔥一把蒜回去呢，也覺得倍兒有麵子。

    偏偏這種幼稚的虛榮還真的能成功喚起其他人的羨慕。

    於是尋呼機需求就直線增多，幾乎從一開始出現就是暢銷貨。

    而旅遊業堪稱標誌性程碑，卻是通過一個人宛如恐怖片一樣的經曆來樹立的。

    敢情也是這一年，於1982年開放，一直隻有外國旅行團會光顧的“十三陵”，終於賣出了第一張國內個人遊客的門票。

    這位遊客是一個叫大慶的在京大學生。

    他因為旅遊局“京城盛景”的評選見報，才知道“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便特意在周日來一睹為快。

    隻是由於遊客僅他一人，景點太過清冷，售票人員也不免好意規勸。

    “您真要進去？那我們可得跟您說一聲，您要去，就您一人兒啊。”

    但這遠的路，大慶又怎肯白跑一趟？

    於是也就說，“沒關係，就我更好，更清淨，不就看一陵嗎？”

    就這樣，買了一張學生票後，這位大學生自己挎一小書包，就進去了。

    可真到了地宮下麵，完了。

    大慶實在忍不住要打退堂鼓了。

    因為就他一人，管理人員認為不值得把所有燈都打開讓他好好看。

    那當然是很靜啊，陰森森，有股潮氣，燈非常黑。

    而最終大慶硬頭皮往前走，幾乎是背著“無神論”，才算完成了一個人遊地宮的壯舉。

    等到出來時，他也不知道值還是不值。

    說白了，東西雖然看了，但心確實毛骨悚然。

    與物質生活相比，精神領域的情況明顯又激進了許多。

    這一年，伴隨海外作家柏楊作品《醜陋的國人》在大陸流傳。

    伴隨著書中提到的“醬缸說”讓國人大吃一驚。

    西方現代派開始領導潮流。

    仿佛壓了半個世紀的思潮，一下形成井噴。

    以至於學術界開始出現一個怪現象——誰如果首先使用某位西方思想家的詞匯，誰就是這方麵的權威。

    文學界也一樣，誰率先試驗某種西方寫法，誰就成了領軍人物。

    像《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發動現代詩流派大展。

    也是幾乎一夜之間，全國湧現了數不清的文學流派。

    反正這說吧，隻要搶個先機，很容易因此獲得國內的一致讚譽。

    現在看來，以上這些事雖然都像是個笑話，但也的確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