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特別移送”是一個神秘而恐怖的詞，凡是被“特別移送”的人，都將去往一個魔鬼之城，無一生還。是誰製定了這樣一個特別政策，為什製定這樣一個政策？

    一、陰謀的炮製和出爐

    “特別移送”，也稱“特別輸送”,它是由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關東憲兵隊司令官田中靜一、警務部長尾榮次郎與七三一部隊長石井四郎等人，共同策劃實施的押送活人至七三一部隊進行細菌實驗的秘密陰謀。為長期穩定地實施這一計劃，日本關東軍發布了特別移送的密令，即198年1月6日，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下發了第58號文件，規定並實行“特別移送”。194年月1日，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又向各憲兵隊下發了關於“特別移送”的第10號文件。在這個文件中把“犯人”劃分為“間謀”和“思想犯”，並根據“犯人”的類別、“罪狀”等，確定了“特別移送”對象的標準，即預料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並沒有收買和利用價值的人等。對於進行特別移送的對象，關東軍內部大體有4條規定：所謂的諜報工作者，將處以死刑的；沒有家屬、親戚或其家屬、親戚很少者；沒有同案關係者；將來不能利用者。各日軍憲兵隊在執行過程中，隨意逮捕並進行特別移送的範圍更廣些，甚至把無辜平民、流浪少年也隨便抓來。特別移送的目的地先是石井部隊駐地平房鎮，後又擴展至侵華各細菌部隊駐地以及日本在華醫院。

    為充分滿足七三一部隊對大量“實驗材料”的需求，日本憲兵隊機關和偽滿當局，經常把他們認定的“重犯”，不提交法庭審判，徑直押送至七三一部隊，供細菌實驗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數是被俘的八路軍、新四軍、蘇聯紅軍以及反滿抗日地下工作者等。在運送期間，日本憲兵隊給被押送人員規定了一個專用名詞：“特別移送”。

    按照規定，“特別移送”的對象是有標準的，但日軍對待“特別移送”卻很隨意，他們根本就不按明文規定做。他們連“預料到該犯提交到法庭審判後將被釋放，但屬於鴉片吸毒的無家可歸的遊民”及“罪行雖輕，但不宜將其釋放者”也不放過，而且利用“特別移送”濫捕、濫殺無辜，不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私欲，達到他們卑劣的目的，而且以這種殘酷虐殺中國人民的方式為其“立功”，獲得“獎項”，以及得到“晉升”的手段。所以，他們特意製造“特別移送”的條件。造成此條件的最好辦法就是殘酷的刑訊，也就是他們把人抓來後，采取各種極其殘忍的刑訊逼供，比如灌涼水、歐打、過電等，以此強迫無辜者供認“罪行”。

    二、無辜的受害者

    1941年8月，新上任的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三課課長吉房虎雄中佐，為了順利晉級大佐，千方百計地想要“幹出成績”來，為此，他以“國境防諜”為借口，下令強化無線電偵察，為了能夠增加“特別移送”人員的數量，吉房虎雄以獎狀和獎金的形式誘使各憲兵隊為他“賣命”工作。於是，日本憲兵們都積極響應號召，挖空心思，想盡一切辦法捏造各種罪名，以滿足私欲。雞西憲兵隊長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隊隊長津田準尉一起捏造了一個探聽機密的罪名，強加給名善良的普通中國人身上；在長春當憲兵分隊長的橘武夫捏造了一份包括相當多中國人的反滿抗日黑名單，並將他們逮捕後，進行各種嚴刑拷打，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也將其“特別移送”了。正是獲得這一“優秀成果”的原因，為他後來當上憲兵司令部的課長並晉升為大佐而奠定了基礎；1944年11月，連做夢都想著榮升的雞西憲兵隊隊長上坪鐵一，終於找到了榮升的機會，他以刺探情報、進行反滿抗日活動為借口，把住在平陽的善良的農民張玉環及其家人等15人全部逮捕；盡管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張玉環等人進行凶殘的拷打，且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上坪鐵一仍把此事變成自己的“成績”，將張玉環及其父親在內的6人作為“特別移送”的對象處理了。

    根據中國中央檔案館“七三一部隊‘特別移送’記錄”、黑龍江省檔案館“特別輸送”檔案、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等實證文獻資料所載信息，現已充分證實，侵華日軍對戰俘、“犯罪分子”以及無辜平民“特別移送”的規模是極其龐大的，該計劃持續時間長，實施次數多，受害者數量更是驚人。

    據黑龍江省檔案館所藏檔案資料證實，截至1941年9月日，日軍“特別移送”次數已達96次，那人數肯定在96人以上。假如從198年算起，至1945年，在這八年的時間，如果每年按1000人計算，被“移送”的人數至少有七八千人。也正是如此驚人的數量，使得川島清不得不在伯力法庭上供稱：“石井部隊對於用以進行試驗的人是從未感到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