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程的時候，正是關東地區豐水季節，常因大雨甚至暴雨引發洪水，雖然從德惠由馬車換成了坐船，可是因洪水不得不經常停下來等待，走走停停，在路上竟走了四十六天，九月二日才到達五國城。

    八月份，特別是中秋之後，北國天高雲淡，芳草萋萋，金風飛揚，可是無論坐在馬車，還是坐在大船上，徽宗心滿滿裝的都是憂傷、惆悵和憂慮。越往北走，離著故鄉就越遠，也就預示著回到故鄉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希望也越來越渺茫。他不知道將要抵達的這個地方，究竟有多的遙遠、荒涼，又是多的偏僻、閉塞；但他知道，金國人這一次是下決心要把他們弄到一個讓宋朝無論朝廷還是民間，都難以找到的地方。既然這樣，他那讓九子趙構前來救他、宋朝還有人能衝破萬水千山艱難險阻，把他帶回故鄉的希望，也就徹底破滅了。

    正因此，他作為一個大畫家、大詩人、大藝術家的那些思維那些靈感好像都消失了一樣，一路上多少觸發靈感的風光美景，竟然都沒能觸發到、沒能碰撞出一點點哪怕是微小的藝術火花。似乎這一切都與他無關，大自然的一切跟他的心一樣，都死了。

    他每天坐在馬車上，坐在輪船上，最經典的動作就是閉著眼，有時雙手合十，有時兩手抱胸，懶洋洋的躺在、或靠在太後的懷，極少說話，似乎對生命、對生活、對一切都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耐心。這一次一次的遷徙，肉體上的硬傷，心靈上、情感上、精神上的一次次傷害，在一點一點的啃食著他對生活的耐心，蠶食著他對未來的信心，消磨著他對明天的希望。

    直到抵達五國城，徽宗的精神一直如此的低迷、沉重而壓抑。

    五國城，原是遼國在這所建五個大城落的統稱，處在上京會寧府的東北方向，鬆花江下遊的南岸，西臨牡丹江，東臨倭肯河；東麵倭肯河的右岸是東山，西麵牡丹江的左岸是西山，這兩座山形成東西屏障。兩山加持，三江繞城，南麵衝積平原，是五國城的顯著地理特點，因此這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易於耕種。同時，這樣的地理位置，也使得五國城成為了一個水陸交通要衝，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遼國當初在這築城，主要是建立一個軍事據點，以控製北方三江平原上的生女真人。金國滅遼後，將這建成了軍事重鎮。

    徽欽父子一行將被囚禁的地方是五國城的會盟之城，因此稱之為吳國頭城。五國城的形狀是東西長、南北寬的一個長方形城池，城牆都是用粘土夯築的，最高處達四米，最矮處也有一米多。

    徽宗一行被押送到這的時候，金國朝廷早就已經騰出了房子、土地等。下船後，徽宗站在河岸上放眼四望，看到這的山水地理形勢很是不錯，並且也聽李光前說過向金人打聽到的有關情況，覺得這的各種條件還算不錯，要比韓州好的多。

    朝廷專門給蘇哈下達了一道聖旨，內容歸結起來無非三條：第一，自種自吃、自食其力，第二，外緊內鬆、相對自由；第三，保證生命，維持生活。實際上就是說，讓他們死不了，但是也不能活得太輕鬆太舒服。

    當然這道聖旨，蘇哈隻是讓李光前看了一下，並沒有讓徽宗和欽宗等人知道。

    到達五國城之後，徽宗一行看到跟韓州最大的不同就是都有相對獨立的院子。徽宗和太後，還有李光前及三個太監，住在最前麵中間的院子，已經有兩間老舊的茅草房。當然，從次年起，他們陸續建造起了雖然簡陋但卻冬暖夏涼、有正房、偏房加廚房的新房子，這是後話。這茅草房，也跟韓州的窩棚差不多，也是地下一半地上一半，牆壁用木頭壘成，房頂用幹草或樹皮苫蓋；但要大得多，床也是離地二尺多高、用木頭支撐起來的板床，既安全也不易受潮。尤其令人注目的是，這座院子的大門口，由三根粗木杆架起的大門上方，竟掛了一塊牌子，上麵用金文和漢文寫著：“昏德公府”；而比鄰而居的欽宗所住院子門口，掛的是“重昏侯府”。雖然大門口這牌子對他的刺激頗大，感覺對他是一種汙辱，但畢竟在這居然有他的府邸，再加對此封號也已經有了心理免疫力，心情立即就輕鬆了一點兒，也舒暢了一些。

    當所有來到這的人，在“昏德公府”大門口集合，然後分散而去的時候，徽宗淚眼婆娑的看著大家，心情十分複雜。看看眼前這些曾經的皇親國戚們，一臉菜色，病弱不堪，再想想從燕京啟程的時候，他身邊是兩千二百人的隊伍，經過了幾番遷徙轉移，僅剩了這一百三十多人。本來離開韓州的時候，他精挑細選了一百四十人，奈何一路上幾次遇到洪水，江水暴漲，其中一艘船翻到江，隻撈上來多半，七人喂了魚。想到此，心不禁又酸又辣，嗓子眼兒就有一股東西熱辣辣的，直往上湧。

    在這住下之後，也許是金人覺得這已經是北國邊陲，宋朝人即便插翅也難以飛到這，而即便他們有能耐到達了這，那他們再要回去，可比登天還難，所以也就對徽秦父子等人的監管相對寬鬆了一些。當然他們在吳國城周圍，布設了三道崗哨，這就是金太宗聖旨所說的內鬆外緊。

    來到這後，徽宗覺得，既然徹底回不去了，那就既來之則安之吧，隻要能活著，能活得盡可能舒服一點，也就算是上天的恩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