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二章：心論何道治天下，王道霸道任縱橫

    作為漢末諸侯之一的呂布知道，他需要在這個時代，去尋一條屬於自己能走的路。

    恰逢如今天下大亂，天子微而諸侯強，有如當年春秋戰國，也正是王道與霸道之間的對拚。

    在普通人的眼中，所謂王道，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順應民心的思想作風；而所謂霸道，也可以做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

    但在呂布眼中，這王道與霸道卻不是如此簡單。

    說起王道，很多才學之士認為王道就是簡單的仁德治國，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王道是戰國時期孟子的思想，他認為諸侯通過仁義治國，規範禮儀，最後能夠達到“王天下”的目的。在秦始皇之前沒人稱帝，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其實都隻稱王，隻有進入戰國時期之後，諸侯國才膽敢逾製稱王。所以孟子的“王天下”思想，其實就是認為諸侯通過仁德的手段，就可以君臨天下，取周天子而代之。王道思想中最關鍵的，在於要達成君臨天下的目的，仁德隻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采取的途徑而已。

    所以無論是荀彧等人的“尊王室討伐不臣諸侯”的王道，還是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霸道，其實都是這個思路，最終還是一個天下。

    而董昭的政治理想與荀彧，曹操都是不同，並不是說他的主張是以仁德治國，並不主張的“霸道”， 而是說他的主張是要推翻衰微的漢室，建立一個新王朝取而代之。

    這也就是董昭身為呂布的部從，卻不敢全心全意為其效力，因為他的細想太過驚世駭俗，他居然想要推翻劉家天下。

    無論任何一個主子，隻怕都容不下這一個膽大包天的部下。

    即便呂布真有不臣之心，但在他的腦海中最多不過就是曹操那樣的霸道，如何有推翻整個劉氏天下的念頭，故而當董昭沉聲說出他腦中所想一切後，呂布卻是半響也不得言語，而董昭則是伏地，意在求死。

    “王道”一詞，最早出自孟子的學說。儒家認為：聖人成了君王，其統治即是王道，故也可說成“聖王之道”。王，顧名思義，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王道”是說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常與“霸道”相對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而霸道，就是要“上尊天子，下合諸侯，討伐不臣”，成為天下的諸侯之長。曆史上這樣做的人，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時期的齊桓公、晉文公等五人，史書稱呼他們為春秋五霸，管這類的事業稱為霸業，而對這種思想也就稱呼為“霸道”。

    王道和霸道是自從春秋戰國以來逐漸形成的諸侯處身亂世的兩種思路。自商周時代起，處處可以發現有王道和霸道這兩派人物，兩派做法。

    比如漢代時候就有一位大學者，名叫劉向，博通經術，評論曆朝政治得失，有獨到見解，兼曉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學。漢元帝叫他負責校閱天祿閣藏書，他一邊讀書，一邊著書。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謀篇》中寫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他在同卷的另一處又寫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劉向是稱讚王道，而不讚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於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結合的結果。這也有道理。因為《禮記》老早就寫道：“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悸，則王道備矣。”

    這樣說來，所謂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曆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製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

    反之，如果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就是所謂霸道了。

    古人的王道和霸道，從本質上說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在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實行王道和實行霸道，結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讚成王道的人和讚成霸道的人，雖然有時分為兩派，甚至互相攻擊，各不相讓，然而，有時是同一種人，甚至是同一個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所謂“縱橫家”之流，往往隨機應變，朝秦暮楚。他們既能宣揚王道，又能宣揚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機為目的。

    在這一方麵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據司馬遷寫的《史記》《商君列傳》所載：“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誌不開悟矣。後五日，複求見鞅，鞅複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複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人也。請複見鞅。鞅複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複見我，我知之矣。衛鞅複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同是一個商鞅，他前後四次見到秦孝公，說的話卻變化了幾個樣子。頭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說了一通所謂“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試探，覺得不對頭；在第二次談話的時候，他就改變了腔調，說出了關於所謂“王道”的一些議論，結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談話中，他就又改變了腔調，說了一套所謂“霸道”，結果顯然比以前兩次談話要好得多，卻還不夠滿意；因此，在第四次見麵的時候，商鞅就索性充分發揮他關於實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見，結果就完全達到目的了。這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時不管談論王道和霸道，或者隨便談論其他什道，都隻是當作進行政治投機的一種方法，簡直象闖江湖的騙子一樣，信口胡說而已。

    至於曆來也有一部分人，對於王道和霸道兩派之間的鬥爭，采取所謂不偏不倚的態度，企圖找到一條折衷的道路。如漢代韓嬰的《韓詩外傳》寫道：“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間，尋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權宜變通的方法，並且自誇為“賢”人政治。其實，這種折衷的道路也隻能用以自欺欺人，因為它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