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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精於兵法，在統一北方起到了積極作用，黃巾起義之後，東漢解體，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蕭條”的荒涼景象。

    從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戰爭曆時17年，是曹魏的立國之戰，並為後來西晉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在習諸家兵法的基礎上，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可謂“學霸”級大拿。

    所撰《孫子略解》，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十三篇的先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主張“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在戰略戰術上靈活多變，因事設奇、任勢製勝，兵不厭詐。

    在帶兵方麵，他治軍嚴整，法令嚴明，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

    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通典·兵典》中收錄的《魏武軍令》、《魏武船戰令》、《魏武步戰令》等，也反映了他嚴明的軍令。

    也有人說曹操的割發代首是作秀，現代人根本無法理解頭發在古代的重要性。那曹操“割發代首”是不是作秀呢？

    從陳壽《三國誌》裴鬆之注引的《曹瞞傳》，到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都有記載或渲染，說明確有其事，隻是立場與態度，《曹瞞傳》與《三國演義》不盡相同。

    前者隻是客觀描寫，後者則有明顯貶抑，重在說曹操狡詐。其實如果不帶偏見，很難得出這一結論。倘若不信，且讓我們還原一下那段場景——不妨以《三國演義》第十七回潤色的為準：

    建安三年夏天，曹操親率大軍，兵發宛城討張繡。此時麥子已熟，但老百姓恐於兵亂，不敢去田收割。曹操於是下令：

    “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

    有了最高指示，誰也不敢拿腦袋開玩笑，官軍皆下馬以手扶麥，小心翼翼地走過麥田。然而下令者本人卻沒有下馬。

    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時，地倏地飛起一隻斑鳩，曹操的坐騎受到驚嚇，竄進了麥地，踩倒了一片麥子。

    曹操隨即叫來行軍主簿，令其按規定治自己的踐麥之罪。

    主簿一聽，忙說：“丞相怎能夠治罪呢？”

    曹操這時便講了一番豪言壯語：“我製定的法律，我自己卻違犯了，這樣怎服眾？”

    一邊說著，一邊還真的拿起佩劍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劃，眾人一看，趕快攔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