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相信魏延反叛，就應該好言撫慰，將其賺回成都再處理不遲，那樣摁一下他喝一口，要殺要剮都是一句話事情，沒必要事前驚動，失去撲捉叛臣的機會。

    舊曆宦海，精明幹練的蔣琬、董允不會如此盲目急躁。隻能有一種合理解釋，就是諸葛亮推薦安置在劉禪身邊這些荊州籍代表人物的心胸，比起諸葛亮更要狹隘。

    在關鍵時刻，狹隘的集團利益屏障了他們視野，在他們眼，荊州籍宗派利益大於西蜀政權的安危。

    蔣琬等人的表態，不過是黨同伐異，是出於狹隘的派係利益“保儀疑延”，想乘此機會將難以駕馭的魏延除掉，從而掃除荊州籍繼續掌權的最大障礙，並從五次“北伐”失敗中平安過渡。

    其二，魏延不懂得軍事政變的特征。軍事政變，貴在詭秘而速發，應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做得對方難以捉摸。

    既同費禕聯名簽署了軍令，就不能放費禕離開，更何況費禕是荊州籍核心之一。此時的魏延，應在扣押費禕後，再設法賺來楊儀、薑維等，能多賺一個是一個，許進不許出。

    可愛的魏延，竟然通過公開誠信的手段，想要實現奪權的軍事陰謀，這就構成一對目的與手段極不相容的矛盾。費禕一走，軍事陰謀完全暴露於手握重兵的政敵，魏延已經失去了製人的主動而受製於人了。

    在楊儀率兵回撤後，軍事政變已經流產，從自身考慮，首先是需要考慮如何安全回撤；其次是保護自己不受追究，至少也應將責任過失降低到最程度。

    如反客為主，利用劉禪的不滿和憤恨，聯合益州籍將領，主動清算荊州籍包括諸葛亮罪責，更有七分成功把握。可惜的是，魏延乃赳赳武夫，除過奪權外安知其他！

    其三，魏延缺乏應變策略。軍事政變尚未發動就已流產，原因在於事前缺乏應有的第二套、第三套應急方案，情急造成的直線思維，魏延隻能一條路走到黑了。

    他率領斷後部隊，繞捷徑搶在主力前邊，燒斷主力回歸的棧道。不誇張地，魏延已有些歇斯底，根本無視出現在自己麵前的三對糾紛：

    第一，將同楊儀爭奪軍事指揮權的葛杯，發展成兩支西蜀大軍之間的對立。第二，把諸葛亮退軍安排和自己奪取軍權的分歧，公開於全軍上下，使自己與諸葛亮分庭抗禮。

    在當時，兩人的地位威望勢力都不成比例，魏延的弱勢十分明顯，很難得到將士的支持。

    第三，全軍將士已歸心似箭，魏延卻要繼續“北伐”，無疑，魏延的個人意圖，同全軍將士的息兵罷戰尖銳對立。

    對突然出現在麵前的三對糾紛，魏延都處在孤立地位，更不知化解應對。所以，魏延所部在南穀口與楊儀軍隊相遇，發生局部戰鬥時，長期追隨魏延的親兵愛將私屬部曲等，都認為魏延沒有道理，不願意為他賣命，於是像瞎子放炮仗——悄沒聲息地散了，僅剩下魏延父子兩個。

    諸葛亮為魏延釀造了一樽鴆酒，魏延又不自覺地端起來一飲而盡，最後的結局已無法改變。魏延被馬岱追殺於虎頭橋(今漢中市北街十字，有虎頭橋遺址)，之後，楊儀又將他“夷滅三族”。

    魏延欲殺楊儀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沒有必要向劉禪表奏楊儀“叛逆”，直接率軍北投曹魏對了，何必要南麵攔截主力的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