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轟轟烈烈的展開後，奕?就變得忙起來，難得有早點回府的時間與喜弋和載澄共享天倫。這段日子，喜弋經常帶著載澄到宮看望皇後靜芬，載澄也有了一個小夥伴，就是玉蘭的兒子載淳。

    就在奕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進行吏治整頓的同時，一場奕與玉蘭之間隱藏的鬥爭已經展開了。

    垂簾之初，奕以議政王的身份，總攬朝中大權，部院大臣遇事必先與議政王相商，惟奕的意見是從，這一切，玉蘭看得一清二楚。而奕“希冀垂簾其名，而實權歸己”的心思，玉蘭也當然不會不知道。權力欲極強的她是不會聽任奕的權力日益擴張、重演肅順擅權局麵的。隻是大亂當前、“發撚橫行”之時，尚需利用奕主持內外事務，所以她一直隱忍未發，但她時刻都在監視著奕的一舉一動，默默地窺伺著時機的到來，以圖巧妙地削弱奕的勢力。就在奕集中精力在內政外交方麵大展宏圖，力挽危局的之時，她趁其不備，給予奕沉重一擊，連折奕的兩位股肱大臣：何桂清和勝保。

    或許她認為剪除奕的這一羽翼的時機已經成熟，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發布諭旨，聲稱何桂清身犯二罪：一是棄城逃跑，二是避匿達二年之久。命刑部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將何桂清處決。

    如果說殺何桂清奕內心隻是隱隱作痛的話，殺勝保則令奕痛心疾首！

    從表麵看來，勝保的種種行為確實給她誅殺他提供了把柄，如命令將勝保革職拿問的上諭中所羅列的罪狀，“荒淫貪縱”，“任性驕縱，濫耗軍餉”，“攜妓隨營”，“設局抽厘，便於肥己”，“諱敗為勝，捏報大捷”，“收納逆首陳玉成妻為妾”，“優伶冒充親軍，按月提銀三千兩，以致各營兵勇，枵腹荷戈，疊經挫失”等。其實這些罪行好些官員也同樣或多或少地犯有，並不足以要立即拿問並將其處死。

    殺勝保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勝保與奕走得太近。

    她連斬何桂清和勝保，無異於敲山震虎、殺雞嚇猴，給權勢顯赫、聲譽日隆的奕一個嚴厲的警告，同時也有力地削弱了奕的勢力。然而，這些又都是在整頓吏治、嚴肅官紀的名義下進行的，得到了時人的高度讚揚。時人稱她連斬何、勝“舉國稱快”，“賞罰分明”，“軍政為之一肅”。她在不露聲色之中，既給了奕沉重一擊，同時又收攬了人心，一箭雙雕，表明她的手腕和心計比奕明顯高出一籌。奕未來的政治命運，或許已經被悄悄地籠上了一層陰影。

    政變之後，為了集中精力剿殺農民起義，奕推行一套“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方針，以圖趨利避害，實現中外和好、相安無事的局麵。

    同治元年二月初，在湖南省出現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張貼的合省公檄，痛詆法國教堂的種種罪惡。檄文傳入江西，被迅速翻印，貼遍大街小巷。很快，兩省各地群眾發動暴動，捕殺傳教士，砸毀教堂、學堂、育嬰堂及教民房屋。這就是湘贛豪紳們掀起的驅逐洋教運動。

    這次教案發生後沒幾天，一輛西洋轎車便停在了總理衙門前，從車上走下幾名法國人。他們是法國駐京公使，受其政府指使前來質問中國當局教堂被毀、教民被斬和傳教士被捕殺的處理一事的。奕很客氣地將他們迎進總理衙門大廳內。法國公使一改往日的親善風格，先是很不客氣地批評指責清政府方麵沒有信守條約內容，保護法國教民和教堂，接著提出賠償要求。

    從大局考慮，奕雖然在骨子不認同西方宗教，但還是答應了法方的要求。同時奏請皇上發布了一道上諭，指示地方當局：

    “各地方官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為駕馭，弗令滋生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