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職業持續的不像我以為的那長，但是也長到足夠為我以後的改變埋下伏筆。

    我獲得正式的從業資格之後，參與的第一件案子就是比利·威廉姆斯的離婚訴訟，在我離開英國的時候，他還是倫敦移民局的局長。隻不過那時候，他還隻是一個剛剛從軍隊退伍的陸軍上校，也沒有走上從政的道路。

    威廉姆斯的第一任妻子蘇珊·威廉姆斯女士在他服役於中東戰場時，偷偷愛上了韋爾奇先生，並且誕下了一個私生子，在比利回國之後，兩人開誠布公，決定離婚。但是沒想到還在財產分割的時期，蘇珊女士慘遭殺害，而威廉姆斯先生又是最早到達犯罪現場的人，於是他成為了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我也從他的離婚訴訟的代理律師，成為他的辯護律師之一。

    當時他的大部分辯護律師都認為威廉姆斯先生應該先承認罪行，然後在坦白的情況下尋求減輕刑罰，他們甚至可以準備好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鑒定文件。但是威廉姆斯先生堅持要做無罪辯護，盡管眾多的證據都不足以證明他的清白。

    然而我在調查的時候發現，作為證人的一個女仆的口供和案發時間上出現了衝突，根據這一點，我發現原來這個被臨時雇傭的女仆曾經盜竊了大量的貴重財寶，結果被當時的蘇珊·威廉姆斯發現，於是那個女仆就夥同其男友犯下了這樁謀殺案，結果威廉姆斯先生自然擺脫了嫌疑，不僅免除了因為離婚產生的財產分割，甚至還額外獲得一筆不菲的人壽保險賠償。

    從那以後，威廉姆斯先生就把我視作不可多得的朋友，隨後你也看到，這也是為什我會隨著他步步高升，也逐漸陷入到泥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