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福臨（168-1661），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的第九子，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第一位皇帝，年號“順治”。於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8年）戌時生於盛京，為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的第九子，母為孝莊文皇後，在位18年（164—1661）。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月5日）子時崩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年僅4歲。葬於河北遵化清東陵的孝陵。廟號世祖。諡號：體龍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六歲即位

    福臨是以幼之年在激烈政治鬥爭中被擁上帝位的。皇太極於崇德八年（164）八月初九暴卒，由於未預定儲嗣，所以在這一突發事件後，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與其長子、肅親王豪格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皇位之爭。爭奪者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精明的多爾袞隨機應變，提出動議，以擁立皇太極第九子福臨為帝，由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他共同輔政，結果獲得通過。

    強烈的優越感

    福臨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篤恭殿的鹿角寶座，次年改元順治。愛新覺羅·福臨這位年僅六歲的童子皇帝，雖然尚不諳世事，但在滿州人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卻有一種好勝的性格和然的優越感。在舉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宮乘輦前往篤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輦陪坐，他拒絕“此非汝所宜乘”，顯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嚴。

    下不知有順治

    當時真正掌握帝國實權的是他的叔叔多爾袞。多爾袞“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其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蓋造府第亦與宮闕無異”，“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實際上造成了“關內關外鹹知有睿王一人”的局麵。

    十四歲親政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病逝於喀喇城。順治八年正月初六，福臨將多爾袞同母兄英親王阿濟格以謀亂罪“幽禁”，十二日後禦太和殿宣布親政。此年他雖僅十四歲，但“坐殿上指揮諸將，旁若無人”。二月二十一日，福臨頒諭追論多爾袞罪狀昭示中外，“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

    鏟除多爾袞親信餘黨

    親政後的順治立即下令處死諂附多爾袞而握有實權的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後又殺掉固山額真、吏部尚書譚泰，令阿濟格自盡，這一係列的措施沉重打擊並消除了多爾袞派的勢力。在根本上穩定了政局之後，順治九年正月，福臨諭內三院：“以後一應奏章悉進朕覽，不必啟和碩鄭親王。”三月又下令：“罷諸王貝勒貝子管理部務。”從而大權集於一身，他當上名副其實的滿清皇帝。

    勵精圖治的帝王

    順治曾在座右自書：“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勵。他博聞強記，耽爰詩賦戲曲，每於絕妙辭章，讚賞不已。但他並未忘記君主的身份，對經書也下了不的功夫。他尤善於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漢文典籍對他影響極深。在研讀典籍中，他對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檢發生極大興趣。從這幾位人物的思想活動中，悟得了治國安民的道理。

    推行教化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內地反滿鬥爭連綿不斷。因而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買、安撫漢人，鎮壓反抗。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福臨膺服孔子，他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他親政後的第二個月，即遣官赴孔子故鄉闕祀孔子。九年九月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

    重用漢官

    在爭取漢人地主，提高漢官權力，重用漢官方麵，福臨進行大膽的嚐試和努力。他已感覺到滿漢的和諧對維係統治的重要，決心改變“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於十年（165）正月諭內三院：“嗣後凡奏進本章”，要“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公同來奏”，以達到滿漢的“一心一德”。盡管實際上難以完全做到，他對漢官的態度也總有反複，但他提高漢官權力的思想卻有所發展。

    拉攏漢族上層人物

    福臨對漢人地主的上層人物，極力籠絡。他以皇太極第十四女下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示優寵。大學士黨崇雅告老還籍時，他兩次破格召見，賜坐，賜衣帽、靴襪、茶飯，“溫語慰勞良久”，並特命滿大學士車克送行。順治十五年（1658）狀元、翰林院修撰孫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對洪承疇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臨爭取漢人的勇氣。

    招撫政策

    福臨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寬鬆和招撫政策以緩和矛盾，對各地出現的反抗鬥爭他不主張一概堅決鎮壓。他親政的第二個月諭兵部：“朕思各處土寇本皆吾民，或為饑寒所迫，或為貪酷官吏所驅，年來屢經撲剿，蕩平無期。皆因管兵將領縱令所部殺良冒功”，“真賊未必剿殺，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輕動大兵，使玉石俱焚”。

    真心想要招安鄭成功

    順治九年十月，福臨指示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鄭成功。他故意開脫鄭成功的“罪過”，把鄭所以抗清的原因歸結為“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和多爾袞對降清後的鄭芝龍“看守防範”而使“成功等疑懼”所致。福臨保證如鄭成功聽撫“歸順”，“許以赦罪授官，聽駐紮原地方，不必赴京”。十年五月，福臨又特頒敕諭對鄭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讚揚鄭芝龍降清大功，指責多爾袞與地方官吏之咎。

    收容孫可望

    順治十四年末，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同李定國爭權鬥爭失敗，在喪失了十幾萬軍隊之後，走投無路，僅攜數百人倉皇降清。福臨接報後“深為忻悅”，稱讚孫可望是“識時俊傑”。他“凡悔罪投誠納土歸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優加封爵，俾享尊榮”。於是特封孫可望為義王，“以示優眷”。福臨想以此表示其招撫的堅定意誌與許諾必踐的信義。

    重視蒙藏

    福臨極為重視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聯係。他深悉蒙古西藏篤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聽”，因而奉行自皇太極以來寵幸喇嘛的政策。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時曾遣官往請五世達賴喇嘛赴京，達賴應允辰年即順治九年（165）前來。十二月達賴到京“進獻馬匹方物”，福臨特於南苑接見，“賜坐，賜宴”。次年四月遣官齎金冊金印賜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大善自在佛所領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吸取明亡教訓

    吸取明王朝滅亡教訓，是福臨親政期間考慮最多、也最傷腦筋的問題。他有懲於崇禎帝的不幸遭遇，他認為朱由檢“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為的帝王，但因“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遝而營私”，終於造成“國勢莫支”，國破身亡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