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我十三周歲，沒考上中學，整無所事事，除去幫助老爹爹伺弄園田地、菜園子，上山揀柴火、采摘山貨、野果，就去大河釣魚，有點兒零用錢就去玉泉鎮文化館開辦的娛樂場所去玩氣槍，打靶子。由於視力很好，打槍的悟性很高，在這方麵有點兒分，玩過十幾次後，我就成了射擊高手，用氣槍打活動靶，豬、鹿在靶台上運動，擊中後脫落。樹枝上站立雀，打上後摔倒，當時是一分錢一發子彈，擊中一槍獎勵兩發子彈，打中兩槍可以去抓一個鬮，鬮上寫有獎品名稱，獎品多數是鉛筆、橡皮，好一點兒的是筆記本、圓珠筆、鋼筆，最好的獎品是接近一元錢的文娛牌撲克。我在槍法提高以後，都是先買一角錢十發子彈，然後擊中一槍要兩發子彈，逐漸增多後再去抓鬮。我是射擊技術提高最快的人，每次玩上一、二個時我都能用一角錢底子錢撈回一兩元或是更多的獎品，有很多人都是打幾十發花好幾角錢而得不到獎品或是得可憐的一點點。常此下去，我再去玩時，主持人叫“王瑋”，是我同級不同班的女同學，都不敢讓我打了，而是給我一兩件三兩角錢的獎品，讓我幫著校槍、看靶子。因為是老同學，礙於麵子，也就不好意思了。在這段時間我學會了打撲克、玩棋落，開始時白玩，玩長以後覺得沒意思，就來點兒刺激的，論輸贏，開始打“三打一”，贏點兒火柴、煙卷，後來就玩現錢，開始一分、二分，逐步增長玩到一兩角錢了。

    當年秋我與兒時夥伴曲所忠、王亞超我們三人去西山坡割蒿子，口渴後就商量好去一個林邊的瓜地偷瓜吃，剛摘一兩個就被看瓜的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發現了，他大罵一聲，便衝出瓜窩棚，嚇得我們三人拚命逃跑，跑出有一二地，看瓜人沒追上回瓜地了。我們三人坐在山坡草地上累得氣喘籲籲，嚇得渾身發抖，稍微鎮靜之後，就由我提議我們三人插草為香，磕頭結拜為異姓兄弟。曲所忠為長兄，我居中，王亞超為三弟，當時信誓旦旦，要同生死、共命運，永不互相被判。以後兩三年我們三兄弟真的相處很團結，吃喝玩不分彼此，幹活互相幫助，誰也不敢欺侮我們。六三年王亞超考上了哈市電機學校，臨走時我去送他，給他買了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他們家也隨後搬走了。我六五年春當兵離開了玉泉，遠離了家鄉，雖然每年都回去一兩次，但與我磕頭大哥曲所忠也相見甚少，後來也基本斷了聯係。

    一九六零年春，玉泉建材廠原技校解散了，又成立一個中專班，有從生產一線青年工人中抽調上來的人，他們帶原工資上課學習，還有幾個技校剛畢業上崗時間不常、年齡的，那時一線工人一個月掙四十多、三十多不等，技校畢業生掙二十三元，又從社會上招收了十幾名中學畢業生，每月給十三元生活費。我三姐是原技校畢業的留在了廠部，她認識幾個老師，又跟當時中專學校程校長很熟，就給我也報上了名，入學簡單考了試，我的語文成績還可以，其他學科，像數學等就不敢恭維了，但礙於麵子程校長還是收下了我。我們當時學習的課程是職工學校讀本，學校借用子弟學校兩間教室，其中一個做辦公室。學生的水平和成績參差不齊，我們同學中大班長韓玉琢是純高中畢業班的學生，他的文化基礎比當時擔任老師的賈洪化還高呢，所以一到賈老師的課程，賈老師都編理由躲出去，而讓我們班長帶講，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逐步也能跟上大流了。那幾個月我們連教室都不用打掃，因為子弟校的學生們每到下課就爭搶著為我們掃地、打掃衛生。盛夏時節，我們全班在老師帶領下，上“一撮毛”山頂廠子農場鏟了一個月的地，每三頓高粱米飯就“蝦醬”。到了深秋建材廠為了不影響廠內生產，就抽調我們中專班為全廠幾千職工家屬和幾個食堂搞秋菜儲備，還幫副業廠搞秋收。連續幹了一個月後，我們十幾個從社會上招來的學生，每月隻給十三元生活費，幹這些髒累的活似乎有些吃虧了，大家在勞動之餘一商量，要求漲工資，哪怕是按學徒工給十八元也可以。學校不答應，廠部也不批準，我們十幾個學生齊心罷課，這樣一來雙方僵持不下，學校也就辦不下去了，隻好解體，我的第二次求學之路也隻能就此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