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西方國家在探討蘇聯解體之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之時，總認為象印度、日本這樣實行西方議會民主製度的國家存在共產主義黨派，並不為奇。畢竟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陷入空前低潮的情況下，這些共產主義黨派的存在與其是一股政治力量，不如是這些國家議會民主的一種象征和標誌。雖然在印度，共產主義黨派存在的時間並不短，影響力也不可謂不大，甚至可以在象西孟加拉邦這樣的地方政府內長期執政，可以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但是由於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也導致了他們要想奪取全國政權，形成燎原之勢，卻也遙遙無期。

    共產主義理論在印度的傳播幾乎與中國是同步的。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時，正是印度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運動興起的時候，這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在印度的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社會土壤，一些資產階級秘密革命組織成員和國大黨內的少數激進青年成為最早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的人。其中作為著名、並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熟知的當數—羅易anabendranahry。這位出身於印度一個婆羅門家庭的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及活動家，18歲就參加謀求印度獨立的地下抵擋運動，而當1915年嚐試發動武裝政變推翻英國統治之後。這位年輕的革命者開始踏上了前往德國及中國上海尋求德國提供武器支持印度革命的道路，但是卻均未能獲得成功。據他還曾在日本會見了在那避難的孫中山，但是談到民族解放問題時，孫中山提出了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把歐洲列強趕出中國和亞洲。羅易對孫中山的主張不予讚同。而孫中山還建議羅易從袁世凱的反對者手中購買武器用以協助自己的倒袁運動。

    1917年，羅易流亡墨西哥開展民族主義革命活動。由於與當地知識份子及政治領袖關係密切。羅易曾一度被選為墨西哥社會黨總書記。十月革命後他轉向共產主義，與當時在墨西哥的俄羅斯革命者鮑羅廷熟悉，並一起創建了墨西哥共產黨。190年他受到列寧的邀請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並在會上發表關於民族及殖民問題的理論，甚至成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方麵理論的補充。羅易在這次會議中的表現可以是印度人在共產國際運動的一次顛峰，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依舊處於繈褓之中。此後羅易在共產國際之中可謂春風得意，190年他於塔什幹成立印度僑民共產黨。19年為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之一，之後更一度成為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但是隨後的中國之行，卻成為了他人生事業的一個重要的拐點。

    197年年初，羅易奉共產國際之命前往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負責“指導中國革命”。不過他生不逢時，他4月初抵達中國，4月1日便發生了震驚中外“41”反革命政變，接下來他又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以及老友—蘇共駐華代表鮑羅廷就中國革命的策略問題發生激烈衝突。5月1日，共產國際密電中共，指示中共發動進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沒收土地；滲入國民黨內並組成可靠的武裝部隊。但羅易請與6月將共產國際指示未經許可給了國民黨在武漢的領導人汪精衛過目，最終令汪精衛在在武漢發動“715”反革命政變，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可以這位印度人在華期間的所謂“指導工作”除了間接重創了中國革命之外一無所獲。毛澤東曾：誰促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分裂？“到頭來還是羅易本人”。199年，羅易被斯大林開除出共產國際。

    與羅易創立印度僑民共產黨的同時，在印度國內，也有少數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1－19年間，印度的加爾各答、孟買、拉合爾、馬德拉斯和康浦爾等地都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組。羅易派回國的一些僑民共產黨黨員也成為這些馬克思主義組的創建人。這些組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創辦了很多刊物，如孟加拉語的《人民之聲》、英語的《社會主義者》和烏爾都語的《革命》等等。共產主義組的興起，引起了英國殖民當局的不安。在“粉碎布爾什維克陰謀”的叫囂聲中，印度各地的共產主義組活動都遭到了空前嚴厲的打擊。

    而自從190年印度僑民共產黨成立之後，印度的共產黨內部就存在著關於黨的最低綱領和戰略策略之爭。黨內鬥爭更是頻繁激烈。在印度獨立前後，印度共產黨時而提出要采取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時而提出采取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推翻政權，時而與宣稱要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的社會的國大黨左翼結成統一戰線。朝令夕改不僅使印度共產黨空有千萬民眾的支持卻一事無成，更最終導致了1964年4月，印度共產黨的全國會議出現全麵的分裂。最終形成以當時的黨總書記南布迪巴德等為首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以及以黨的主席丹吉為首的印度共產黨。此後在漫長的歲月，這兩個“本是同根生”的共產主義黨派便陷入了嚴重的內耗之中。

    印度共產黨認為印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是新獨立國家中經濟發展最先進的，但在農業中殘存著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印度政府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府，實行的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印度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就是聯合反帝反封建反壟斷資本的力量，組成包括工人階級、廣大農民、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民主陣線，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族革命，建立由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共同領導的民族民主國家，通過非資本主義的和相對和平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在對外政策上，印共強調支持國大黨奉行的不結盟政策，主張大力加強與蘇聯的合作，認為蘇聯是不結盟國家“最可靠的盟友”，是“世界和平的堡壘”。

    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印度國家是大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合統治的機器，印度社會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壟斷資本主義與種姓、教派、部落製度的特殊混合體，反對印度共產黨關於印度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論斷。認為印度麵臨的革命的性質是反封建、反帝、反壟斷資本，爭取民主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的道路應是由工人、農民、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下層組成廣泛的人民民主戰線，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積極參加議會鬥爭，通過合法途徑實現人民民主和社會改革，但也必須準備“應付一切突然事變”。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政府奉行的不結盟政策，讚同同蘇聯親近。但更傾向於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以及“統一戰線”的道路。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印共（馬）的很多黨員因為拒絕汙蔑中國為“侵略者”而遭到政府迫害，約有100多名黨員幹部被逮捕。

    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當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陷入空前的低潮使印共（馬）和印共不得不進行反思，認為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不代表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而是有關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歪曲和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內涵，強調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印度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黨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黨的政策暫時出現了趨同的傾向，結成以印共（馬）為首的左翼陣線。在中印戰爭爆發之前，印度左翼陣線在印度東部的西孟加拉邦、特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擁有空前的政治影響力。

    而在中印戰爭的進程之中，印度左翼陣線一直沒有中斷過在印度國內進行和平反戰宣傳的努力，並因此而遭到了曼莫漢甘地內閣和印度軍政府的嚴厲打擊和血腥鎮壓。而在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時，印度共產黨人還是清楚的認識到中國軍隊的敵人並非是印度民眾而是盤踞在新德，一意孤行的印度軍政府。在印度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西塔拉姆耶丘的努力之下，印度共產黨人利用其在印度東部的影響力，幫助中國軍隊穩定了當地的局勢和社會次序，為戰爭最終的順利結束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中印兩國山水相連，中印兩國的共產黨人在曆史上更多次並肩攜手為了亞洲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業而奮鬥。左派政黨是印度政壇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支持中印友好事業的中堅力量，為促進兩國關係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同印度左派政黨保持著密切交往，這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願同印度左派政黨擴大交往、加強交流、互相學習，也期待著印度左派政黨繼續發揮積極作用，為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隨著加爾各答的陷落，大批被印度軍政府拘押的印度左派政黨領導人重獲自由。而麵對中印戰爭之後印度國內紛亂的局勢，中共中央總書記胡建華在北京親切接見了以印度共產黨領導人巴塔卡列為首的包括印度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馬、全印前進同盟在內眾多左派政黨領導人。

    在會談中胡建華讚揚了印度左派政黨各位領導人長期致力於中印友好，為中印關係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也看到印度國內的一些軍國主義分子試圖憑借武力，挑起戰爭，稱霸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地區，這一點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熱愛和平的全亞洲人民所無法容忍的。而事實更雄辯的證明了他們的這種倒行逆施最終隻能是自取滅亡。目前正是中國和印度兩國發展的關鍵時期，為兩國深化全麵合作、實現互利雙贏提供了寶貴機遇。雙方應該洞察世界發展潮流，以戰略和長遠的眼光把握兩國關係，抓住有利時機，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攜手合作、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