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上，幾十名坐在涼席上的地方官吏麵前，都擺著一張矮書案。書案上，放了紙和筆。

    李中易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民生題目，當眾讓人抄錄後，分發給官員們去做題。

    題目其實也並不複雜，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

    本地的糧食價格最高多少錢一升？最低多少錢一升？白蘿卜多少錢一斤？租賃一間房子多少錢？

    另外，還有幾道政務題。修一官道，大約需要多少工奴，多少糧食？

    本地的警政寺，可有擾民之舉？

    題目比較多，且很雜。但是，隻要是熟悉本地的情況，答題其實很簡單。

    李中易是起於草莽的皇帝，深知官場的情弊。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朝廷每出一個惠民的善政，在各地官僚們的合謀之下，最終都成了坑民之政。

    所以，李中易每到一地，都喜歡出民生和政務題，考一考本地的官員們。

    如今的地方官府，其實已經變成了幾權分立的格局。

    巡檢司掌握兵權，大理分寺掌握審判大權，警政寺捏著警權。

    客觀的說，知府、知州和知縣的工作壓力和強度，也大大的減輕了。而且，分權之後，知府（縣）們做惡的能力，直線下降。

    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不再地方化，知府無法利用手掌握的權勢，幹預大理分寺衙門的審判事務。

    李中易心很清楚，司法地方化，百弊叢生，而無一利。

    地方官若想做惡，必先驅使警政寺的惡吏。

    如果警政寺抓錯了人，大理分寺不可能袒護他們。因為，糾正錯抓，是法官晉升時，極其重要的加分項。

    直屬於朝廷大理寺的大理分寺，由於采取的是法官跨路輪換製度，就從製度上，確保了及時糾正錯案的能力。

    沒有製度保障的善政，都是空中樓閣。

    兩個時辰後，時間到，鄭州的官員們都交了卷。

    因為答卷有很多，李中易不可能馬上看完，就擺了擺手，讓官員們各自散去。

    李中易在鄭州停留了三天，看完了答卷之後，就開始單獨召見相應的官員。

    交談之後，印象特別深刻的地方官吏，李中易都會記在小白本上，以備將來之用。

    治國之道，受重治吏。官吏無能，或是貪婪無度，都會導致善政變成害民之惡政，不可不察。

    寒窗苦讀十餘年，千之外做官，就為了替草民服務？

    由於，有海外殖民的豐厚利益，李中易奉行的是高薪養廉，外加就近監督的策略。

    全國的知府，除了月俸均為兩百貫錢之外，還另有三百貫的雜費。

    雜費指的是，養車夫的錢，養馬的錢，改善夥食的錢。

    手握實權的官僚們，怎可能受窮呢？

    既不讓他們貪汙腐敗，又不給好處，他們豈能安分守己的不幹壞事？

    李中易的策略是，把明暗利益，都搞成公開化。每月五百貫錢，還不夠花，還要伸手去撈錢，那就別怪他李某人不念舊情了。

    實際上，把官僚們的利益固定化之後，算大帳的時候，朝廷其實是大賺特賺的。

    地方官僚們的貪汙腐敗，他們收十，才可能給朝廷一。而且，破壞的都是自耕農或是商戶的利益。

    自耕農和商戶，被紛紛搞破產之後，朝廷的稅源，就會持續性的減少。

    土地兼並，商業蕭條，讓朝廷的財源日益枯竭。一旦遇上外敵入侵，就必須加稅養官，加餉養兵。

    自耕農和商戶的負擔越重，流民就越多，朝廷的財源也就越發的捉襟見肘，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總而言之，李中易最大的國策，其實是：充分維護自耕農的利益，確保朝廷的財源充裕。

    此次鄭州之行，李中易總共單獨召見了七名官吏，並把他們的名字都記在了小白本上。

    和以往的王朝十分輕視吏員不同，李中易批準的新學進士，都是從吏員開始做起。

    宰輔必發於州縣，州縣必始於吏員。

    不從基層吏員開始做起，怎知道底層百姓的情弊？

    通俗的說，李中易要幹的事，其實是從世襲的州縣胥吏手中，一步步的拿回吏權。

    帥船重新啟航後，轉入黃河，順流直下，速度就快得多了。

    李中易每到一個大州大縣，或是大府，都會有意識的停留一、兩天。

    把在鄭州做過的事情，換了題目，各做一遍。

    天下大事，治官治吏，為第一要務，沒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