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想再見曼最後一麵，我要把這幾年來的經曆都給她聽，我想讓她知道這七年來我是怎過的，我要告訴她她對我來有多的重要。可是，我是徹底地傷了她的心，連見我一麵的機會她都不肯給，就這走了。沒有曼，我真不知道自己該怎辦。”到動情處，一行熱淚從他眼中魚貫而出，滑過臉龐，淌過耳垂，滴落在船板上。

    路引淚流無聲，雲海哥的沉默像海水一樣悄無聲息地將他的悲痛淹沒。雲海哥知道，這種無聲的哭泣所流出來的眼淚，是世上最悲傷的眼淚，這種悲傷帶來的痛楚會直透心髒，痛得讓人無法承受。有些往事已經淡忘如煙霞了，可他仍然清晰地記得，四十多年前的一，他也像路引一樣，用這種無聲的哭泣來葬送那段在他生命中一直無法釋懷的感情。雲海哥的傷痕隱藏在心底的最深處，他平靜的笑容背後隱藏著被往事和回憶包裹起來的裂痕。沒有人知道他隱匿在風流、放浪不羈的背後那深刻的痛楚。許多年過去了，那段感情仍像不定期發作的頑疾，不時讓他隱隱作痛。隻是近二十年來，隨著年紀的增大、心性的淡泊，發作的次數慢慢地減少了，痛感也漸漸減輕，但要忘記，或許終其一生，也無法做到。如果時間真的可以衝淡一切，世間又怎會有刻骨銘心？

    蔚藍和橘黃兩色互滲的幕下，火紅的落日在海麵上熊熊燃燒，船帆的陰影和夕陽重疊交錯，不時湧起的浪花令海的魚兒倉惶失措。似乎是為了安慰路引，似乎是為了讓自己更好地記住或是徹底地遺忘，雲海哥覺得，那段在他心埋藏了數十年，一直守口如瓶的感情，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一個好的聽眾才可以傾訴。而現在，在這晚霞勝火、浪濤翻湧的海麵上，在這搖晃不定的漁船上，一切都已完備。

    光陰的利刃已在雲海哥堅毅的前額上劃下了深深的刻痕，這個當年的浪子開口了，仿佛一場蕩氣回腸的莎翁悲劇徐徐地拉開了序幕。路引的淚水漸漸止息，隨著雲海哥滄桑悠遠的聲音走進曆史的深處，走進一個人塵封已久的記憶當中。

    時光倒流，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那個動蕩不安，風雲突變的時代。雲海哥原名杜獻忠，他從中國最好的大學畢業時二十四歲，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年齡，他被分配到家鄉雲海的科委任職。剛到科委上班的時候，每都必須麵對無止盡的政治運動，杜獻忠的生活全盤紊亂，根本無章可循。起初的半年，他盡量讓自己置身事外，重拾幼時金石篆刻、詩詞繪畫的愛好，不時還練練號。在北京上學的時候，他是學校樂隊的號手，每逢學校有重大活動，他都要隨樂隊參加伴奏。

    上班時，杜獻忠常常躲在單位的後勤辦公室臨摹鄭板橋的竹、齊白石的蝦，還有徐悲鴻的奔馬。在後勤辦公室被占用、單位領導熱衷於寫大字報和檢舉材料的時候，他能對著蘇大胡子的文集填詞，心無旁騖地坐上一整，然後寫下幾首滿意或不滿意的舊體詩詞。下班之後，他回到家，跟隨已經年邁、被沒收家業的爺爺學金石篆刻、畫畫，跟父親學習詩詞書法，跟四叔學二胡和粵曲。因為自便有功底，幾個月下來，他的篆刻頗有長進，隱隱然已有古樸之風；繪畫書法日見功力，二胡也拉得像模像樣，粵曲更是唱得越來越有味道了。雖然長輩們總是不露一絲嘉許，但他知道，他們對自己的進步是看在眼，喜在心上。

    沒過多久，造反派們開始抄家，所有的書籍和畫冊都被搜走了，連器材工具都被紅衛兵們以“破四舊”的理由搜走，全都扔進了位於人民醫院附近那個巨大的煉鋼爐大煉鋼鐵了。杜獻忠爺爺和父親的手藝活被迫停止，每個人都活在惶恐不安當中。

    杜獻忠的爺爺就是死於那個時期。一，杜獻忠下班回到家，父親叫他去東房喊爺爺起來吃飯。走到爺爺的房間，發現爺爺靠在床榻上，雙目微睜，臉上帶著驚恐之色，他怯怯地喚了一聲：“爺爺，吃飯了。”爺爺沒有答話，他走近前去摸了摸爺爺的額頭，發覺爺爺身體冰涼，再一探鼻息，早已氣絕多時。

    父親在爺爺的屍體火化之後，對杜獻忠了一番話。他永遠記得父親的那番話，因為那是他記事以來，父親對他過的最沉重的一番話。父親，爺爺是被嚇死的。爺爺一生勤勉，曆盡坎坷，最後終靠誠信和努力創下偌大一份家業；爺爺為人寬厚、慷慨大度，對鄰鄉親、族人朋友都很大方，每遇歲貧，總是自掏腰包廣濟鄉鄰，還出資修建學堂、教會，現在的市衛生院也是得到爺爺的大力支助才得以完工的；甚至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爺爺還積極籌措資財給前線購買軍用飛機。每個時代，總有資聰穎、勤懇踏實的人希望能依靠個人努力而出人頭地。凡是通過正當途徑白手起家、事業有成之人，必嚐常人難以想象之艱辛苦厄，正如蘇軾在《晁錯論》的“古今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爺爺含冤而終，實在是死不瞑目。

    幸好，這場運動沒有持續多久。一部分為國家和民族憂慮的中央領導人及時製止了這種苗頭，“參大樹護中華”，沒有讓這場可怕的風暴蔓延下去。運動還在繼續，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基本上得到了保障。那些自作主張，打著革命的旗號肆意對他人進行迫害的人，有一部分也得到了應有的懲治。然而，那些逝去的生命已經飄零如風，再也回不來了。

    杜獻忠在那段時期，無書可讀、無畫可畫、無詩可寫，連唱粵曲拉二胡也被禁止，剩下來唯一能做的就是吹號了。號得以幸存，還是那個紅衛兵頭頭“獨具慧眼”，認為這個號用於召喚人們集合、開批鬥會的時候還派得上用場，才沒有收走。但號也不能亂吹，否則惹來紅衛兵，給他套上吹奏資產階級腐朽歌曲，不折不扣通外國的叛徒、走資派的帽子，無異於惹火燒身、自尋死路。杜獻忠隻能在每的清晨跑到銀灘的海灘上去練號。沒有想到，正是那把銅鏽斑斑的號，給他帶來了一場無法收場、宿命般的情事。多年之後回想起來，那是一段在一開始就能看到結局的感情，是一場看不見地老荒的煙火，是一段為了回憶而上演的離別，是他生命無處告別的悲傷。

    杜獻忠這日早早地來到白虎頭海灘。晨霧彌漫的大街上籠罩著一片潮濕的雨霧，光熹微，白虎頭海灘上，蒼穹籠蓋的浩渺煙波上如仙似幻地漂浮著幾隻木船。海灘上，一排高大的青鬆樹下長著成片白茫茫的風信子，在初夏晨曦將現的時刻，柔柔的海風微微吹拂著那片沾滿了露水的風信子。

    杜獻忠先吹奏了一支巴赫的練習曲，隨後又吹了一段《卡門》的序曲。海風濕潤，輕吻著他的皮膚，樹林深處傳來了斑鳩的嚶鳴，接著他聽到一陣細碎的腳步聲，樹林之後走出來一個煙視媚行的年輕女子。那女子麵對著微微發愣的杜獻忠，燦若雲霞地對他笑了笑。

    “你是幹什的，一連幾，來這，吵得人不得安生。”一張粉黛不施的瓜子臉，勻稱苗條的身材，標準的美人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