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人經常問我一些哭笑不得的問題，比如：你騎著犛牛去上班嗎？是不是藏族姑娘看到你就往帳篷拽呀？那有蔬菜嗎？除了糌粑還有別的吃嗎……如果30多年前，餓著肚子的人們見麵就問“吃了沒”，那完全可以理解了。可是，在人們普遍被減肥折騰得死去活來的時代，這樣的提問就真可以把人折騰得死去活來了。

    藏區，並不是我們內地人想象的那清苦、蠻荒、封閉。尤其生活在市區的人們更是新潮得讓人驚出板牙。諸如聖誕節、情兒節、愚人節等等，許多漢族人和藏族人都會采用不同的方式熱熱鬧鬧開把洋葷，倒顯得我這從大首都來的人土老帽了——過去不但對洋鬼子們這些狗屁節日不感興趣，而且若知道誰去過什狂歡夜、情兒節了，都會暗地罵人家是在舔老外們味道好極了的排泄物。

    2003年2月14日，也就是我被那個藏族小美人撞了的轉天。天一擦黑，我像一根又累又乏的麵條癱在沙發上，無聊地看著一部無聊的狗屎電視劇。為什說又累又乏，因為這之前我心像長滿了荒草，帶著唐卡到香巴拉附近徘徊去了。徘徊的時候，我是那的渴望奇跡再一次出現，哪怕那個藏族小美人再來撞我一次，裝得我七零八落，我也隻會覺得那不過是讓青春撞了一下老腰。可惜我徘徊了一個多小時，也沒幸運地被誰再撞一次，甚至有一位騎自行車的大媽都躲著我繞著我走。沒遇上想遇到的人倒把我累著了，所以，我遺憾我失望地回到沙發上。躺下的那當兒，我氣急敗壞地罵了一句：該死的藏妞也忒不靠譜了吧，丟了觀音菩薩也不回來找找！

    剛躺下不一會兒，司機小楊興衝衝跑來，說：“老大，你怎睡下了？老大，還不到九點啊！”

    我是由基層民警一步一個台階晃悠到領導崗位上的，雖是單位一把手，有著絕對權威，但極少擺什臭架子，平時總喜歡和下屬們開一些葷中帶素的玩笑，工作之餘民警們在我麵前更是輕鬆的像見了自己親叔，所以單位上上下下都敢放肆地叫我“老大”，極少稱呼我官職。不知道的還以為我是個山寨王或是黑道上的呢。

    我遞給小楊一支香煙，說：“不睡幹啥？難道你想讓我去爬珠峰？”

    小楊說：“今天過節，咱們出去過節呀！”

    “過節？今天過什節？鬼節？”

    “情兒節啊！”

    小楊23歲，跟我比稱得上是老藏區。早我兩年從內地來到這，在建設指揮部臨時公安辦事組當司機，我來了開始籌建正式鐵路公安機關，他就成了我禦用司機。

    我說：“你小子想讓老子晚節不保啊！”那會兒，我錯誤的認為，情兒節不過是那些情種們偷情的好日子。我在小楊這個歲數別說找情兒，就是一聽說情兒這個詞兒都會覺得新鮮和臉紅。

    小楊說：“老大，你老言重了，過情兒節就是一幫男女朋友湊到一堆熱鬧熱鬧，瞎起哄唄。”

    我說：“咱堂堂的中國人過什鳥情兒節呀。再說咱們也沒有情兒呀？總不能咱倆個臊光棍子一起過吧？”

    小楊詭秘地笑了笑，說：“咱找兩個臨時的女孩唱唱歌、喝點酒消遣一下就行了。在這找幾個漂亮妹妹沒找蟲草那難。老大，你放心，我不會亂來，我找兩個認識的又有素質的女孩來陪咱們一起唱歌。”

    女人問題比較敏感，尤其我手下的司機跟我提及女人就分外敏感了。坦率說，小楊提議出去找個臨時異性放鬆放鬆，我是那那得心癢意酥，但表麵上我這當領導的不能不拿捏一下。我臉一沉，一本正經地說：“小楊，這不好吧，咱們還是規規矩矩躺在自己沙發上做會兒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