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上看，明王朝樹敵過多，是其最大的要害。努爾哈赤為報明將領殺祖、殺父之仇，於萬曆年間向大明王朝進攻。崇禎初年，因災和人禍（朝廷過度征發），陝北農民起義軍蜂擁而起，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敵。曆覽中國的所有朝代，沒有一個王朝如大明朝一樣，在同時對付兩個敵人。一個是農民軍，另外一個是滿洲人。從曆史經驗來看，即使是對付一股力量，許多王朝都無法取得最後的勝利，更何況是兩股力量的左右夾擊呢。偉大的戰略家、兵部尚書楊嗣昌曾提出“高招”——攘外必先安內，但做起來實在太難，由於各種因素的幹擾，使得安內的力量總是為外敵所牽製。崇禎九年至十一年間，農民軍受到明朝將領盧象升、洪承疇等人的合力圍剿，幾臨滅頂之災。可遼東的清軍南下襲明，威脅京師。盧、洪大軍先後被抽調到抗清前線，後來兩人一死一降，使農民軍得以借助喘息之機東山再起。崇禎十三年冬，李自成離開蟄伏多時的陝南山區，挺進中原，五戰五捷，大敗明軍，並於崇禎十六年率大軍東征，直搗北京。可見，因人力、物力有限，明王朝既安不了內，更攘不了外，最終在內外夾擊下走向滅亡。

    細究起來，滿清這個敵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崇禎皇帝的祖宗製造的；而諸如李自成等造反大軍的崛起，一方麵可能是老爺故意要與新皇帝作對——從崇禎皇帝登基始，陝北的災荒就十分嚴重，更主要的原因是萬曆以來的朝政荒廢以及對清作戰需要大量軍費，不斷的“加派”造成民不聊生——仍是祖宗種下的禍根。可以，崇禎皇帝的命真是太苦了。他的祖父萬曆皇帝，還有他的“木匠哥哥”啟皇帝荒淫、怠政，都是十足的亡國之君，卻在享盡清福後壽終正寢。崇禎為收拾萬曆、啟留下的爛攤子不遺餘力，登基17年，日夜操勞，寢食不安，最終的結局卻是走上煤山，把腦袋伸進了繩套。

    實際上崇禎皇帝最難對付的並非是外敵和起義軍，而是朝廷中的大臣。盡管他一舉消滅了魏忠賢閹黨，卻無法根除黨爭的土壤，到後來，他卻培養這種土壤。17年官僚們意氣用事，黨同伐異，演出了一幕幕自相殘殺的悲劇和醜劇。崇禎皇帝在臨死時痛心疾首地過一句話：“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可見，一個皇帝倘若不是對大臣太恨之入骨，豈能出這樣的話來！

    假如明朝君臣能夠同心同德，一致抗敵，或許不至於輸得這樣慘，結果卻是事與願違。袁崇煥受命收複遼東，還沒與清軍作戰，卻先導演了一場“同室操戈”的悲劇：他用先斬後奏的手段殺死駐守在鴨綠江口皮島的總兵毛文龍，實際上解除了毛文龍長期以來對清軍的牽製作用，為皇太極發兵南下提供了極佳的機會。後來清軍入關的三大先鋒就全是毛文龍手下的強將。袁崇煥的下場比毛文龍還慘，由於皇帝聽信謠言，加上朝中某些官員的誣陷，袁崇煥以“賣國欺君”之罪被淩遲處死。書中，崇禎皇帝“自斬手足，自毀長城，以後再難謀求足以克敵製勝的帥才，遼事更加難以收拾。《明史》給出定論：“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決矣。”

    既然力主抗敵的皇帝、官僚都難以左右自己的命運，那，由他們主宰的大明王朝又怎能逃脫覆滅的下場？

    崇禎十七年上演的既是明王朝的悲劇，也是明朝君臣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和民族的悲劇。從大時代的角度來看，世界曆史舞台的那一麵，西方各強國紛紛崛起，開啟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而號稱“朝”的中國大地上卻在血雨腥風地自相殘殺，重演那延續了幾千年的改朝換代。

    最後，站在大曆史的角度來看，崇禎皇帝的啟齒悲歎不是沒有來由的。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集權製發揮到極限，但從百姓的立場出發，他是一位好皇帝。他重典治國，在官吏銓選、考核、監督方麵也製定了一套嚴密的製度。可到明朝中後期，皇帝素質與品德的逐漸下降，整個國家機器日趨失靈，這些製度遭到嚴重破壞是必然的。大明官場開始賄賂盛行，官員開始大肆貪汙受賄。到了崇禎時期，已是積弊難返，連他自己都不得不哀歎：“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

    一個明末官場，已儼然成了權錢交易的大市場。這些通過走門子、塞票子上來的無恥之徒，其道德品性之低下不言自明。誰要是指望他們忠心國事，有所作為，誰就是白癡。明王朝大廈將傾，崇禎麵對的又是這一批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並且直到臨死還牢騷滿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