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多找礦找大礦而堅守

    創新之路

    作者：錢朝軍　戶萬

    2014年年底，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頒獎大會上，記者被獲得“十佳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的地質學家李文昌的事跡所吸引，會後，有幸對他進行了深入采訪。

    在他身上，記者看到了我國一大批優秀科技工作者“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優秀品格。這位來自雲南大理的白族科學家，30多年來紮根“三江”，他和他的團隊為多找礦找大礦而堅守，發現評價了多個大型超大型礦床，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樣，李文昌也收獲了諸多榮譽：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排名第一）、二等獎1項（排名第二），省部級科技進步獎一等獎6項、找礦（規劃）成果一等獎4項，二三等獎10餘項，西部開發突出貢獻獎。2005年獲李四光地質科學獎，2011年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2013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批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被評為“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興滇人才”。

    沉下心做科研

    《科學中國人》：恭喜您獲得2014年十佳全國優秀科研工作者稱號，這次獲獎有什感受？

    李文昌：首先，感謝《科學中國人》編輯部朋友的關心。這一次能入選“十佳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也得益於你們的鼓勵。30多年來，我確實獲得過較多的獎項，包括兩次國家科技獎，也有很多次進入人民大會堂領獎，這一次再次走進人民大會堂領取“十佳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的獎勵，心情也特別激動。作為一位常年累月待在大山的科技人員，我數次走進國家會堂，這說明：隻要你努力了，有貢獻了，黨和國家不會忘記，“山人”也一樣能走進輝煌殿堂。

    《科學中國人》：我們知道，全國優秀科研工作者旨在表彰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及相關領域做出顯著成績和突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在這方麵，您都做了哪方麵的努力？有哪些感悟？

    李文昌：就我而言，我熱愛祖國，熱愛生我養我的土地。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三江”並流地區，是生我養我的地方，這不僅有著三川並流奇觀，也是天然的“地質博物館”和“有色金屬王國”，高山峽穀下蘊含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寶藏。這些年，我在三江成礦理論和找礦方麵獲得一些突破。我個人主要對三江複雜的地質演化曆史感興趣，對為什形成那多礦產感興趣。

    在複雜的地質構造環境中，我對一時還不能搞明白的問題，靜下心來堅持5年、10年，甚至2030年持續進行研究，最終在礦床形成規律方麵取得了一些突破，指導發現了一些礦產。能沉得下去，靜得下來，善於觀察，勤於思考，積極探索，宏觀與微觀結合，在腦海中構建和反複完善立體模型是我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方法。

    《科學中國人》：如今您已經是功成名就，能跟我們談談您的個人成長經曆嗎？

    李文昌：談不上功成名就，就是做了些自己想做的事，得到了大家的幫助，名家的指點，也得到了專家的推薦，獲得過一些獎勵。

    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大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重教尚文的優良傳統，形成了家家都重視孩子讀書的良好氛圍。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位非常聰慧的母親。我出生於大理洱海邊非常普通的白族農家，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我們的白族村子很大，從海（湖）邊順河而居延綿幾公，盡管全村人生活不富裕，但尊師重教，在家庭間的話題中，很少對比生活的困難，談論的更多的是哪家的孩子書讀得好。我母親是村的能人，村大事小事都喜歡找她幫忙。她吃苦耐勞、勤勞善良、樂於助人、做事認真負責，一直得到大家的尊重。

    她很勤勞，手中的活一刻也未曾停歇，家收拾得井井有條。從早到晚，很多周日早晨醒來，母親已從田間地頭割回一大揹草，喂好了牛、擠好了牛奶，給我們做早飯。母親有非常好的計劃性，全家人的工作她都計劃周全，吃什，材料在哪，她都胸有成竹。到了晚上，一家人也圍坐在一起，說話聊天，但母親總是能找到一些邊聊邊做的活，如剝玉米、做醬菜、準備第二天的菜等。

    她勤於思考，圍坐在一起聊天時，對發生在周邊的事，她總是理解得很透徹，從對一些事例的分析中，潛移默化培養了我們勤於思考的性格。母親並沒有給我們定多遠大的目標，而要求我們做好每一件事。也許我做事認真、愛思考的性格來源於母親的言傳身教。

    開啟找礦的寶庫

    《科學中國人》：您如何與地質結緣的？

    李文昌：我進入地質行業純屬偶然，或者說是是誤打誤撞。上高中時，有一支地質小分隊借住我們學校，他們頭戴“小白帽”，穿行於密林山穀，不斷傳出他們發現礦產的喜訊。受“小白帽”的“誘惑”，高中畢業時我報考了昆明地質學校。

    我的學習生活，表象上是一帆風順，但也有很多故事。從小我的學習成績就非常好，在學校都是頭幾名，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學霸”，在十八鄉小有名氣。然而，尚未恢複高考的教育環境，沒能讓我因為成績好而去更好的學校學習，而隻是以“就近錄取”的方式去到初中學校的首屆高中班。教我們的高中老師，絕大部分隻有高中學曆，部分教師甚至隻有初中學曆，我數學特別好，高中後期，有些難題是讓我上講台直接給同學們講解的。在高考隻能在中專和大學選其一的體製下，同學相約報考了中專。而當考試成績出來時，我的考分很高，足夠滿足上大學的分數，但也隻能上中專學校。

    在昆明地質學校的兩年，我學習非常刻苦，例如，礦物岩石課有岩石、礦石標本擺放在教室，供上課時講解和提供同學們課餘時間觀察、識別，盡管不斷在更換標本，但我每次都熟悉到不需要看，隻要摸一摸就知道是哪一塊岩礦石的標本。兩年後，我成為300多名畢業生中的4名優秀畢業生之一。在當時，優秀畢業生的條件是非常苛刻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科目成績要在90分（優秀）以上，所有科目成績中不能出現低於75分的單科成績，沒有不良記錄等。

    憑借優秀畢業生的條件，本可以留在城市單位工作的我，毅然決然地要求到天然地質博物館——“三江”地區。進入“三江”後，“三江”的複雜給了我當頭一棒，“三江”多期多階段的地質構造演化曆史和複合疊加的成礦作用，遠比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出於對知識的渴求，畢業後我又報考了成都地質學院。5年的函授大學的學習，我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堅持。每晚8點，我幾乎是雷打不動地在煤油燈下堅持學習，包括節假日，我除偶爾出差和出去找書找資料外，都在交通極不便的礦區堅持學習，天天如此，就這樣堅持了五六年。

    5年後，我又以優秀畢業生畢業於成都地質學院，這段時間，我博覽群書，這也為我的專業理論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以至於後來當同宿舍的研究生同學在炫耀他們的英語、計算機如何好時，我也會驕傲地跟他們開玩笑說，在專業方麵我可以當你們的老師。

    我的成長曆程中，我總是很幸運遇到“貴人”的幫助。在野外的10多年時間，我隻顧認真完成交給我的一項項工作，忙於對感興趣的問題進行調研，我的碩士、博士，都是合作教授動員而去報考的。我的碩士導師覃功炯教授是我遇到的“貴人”，當單位要晉升我職務，主持工作不能脫產學習的時候，他卻敏銳看到打基礎對我的重要意義，讓我放棄眼前，先去讀書，打好基礎。碩士3年，我是帶著10多年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對地學前緣理論的渴求完成的。因為學習成績很好，碩士畢業差點被破格授予博士學位，當時我在中國地質大學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原本安排上午兩個、下午兩個的碩士研究生答辯，由於我的特殊，全天隻完成了我一個人的答辯。我的論文題目是關於自己親自發現的位於老撾琅勃拉邦北東部的魔鬼山金礦。我通過大量的事實將其確定為“卡林型”金礦，並在傳統的“卡林型”金礦模型結構中增加了“特富碳酸鹽金礦脈”，這種脈產於主礦體外的碳酸鹽岩中。以莫宣學教授（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為主席的答辯委員會，對我的研究特別感興趣，每個老師們都不斷提出新問題，好像一共提了27個問題。我回答問題也很精彩，有深度，以致於後來有老師對我說，你的答辯像一場報告會。結束後，答辯委員會叫我們到其他教室等候結果。當大家等候到中午約1：30，答辯秘書才出來通知大家先去吃飯。後來才知道，在討論會上，有人依據中科院曾有碩士畢業破格授予博士學位的先例，提出破格授予我博士學位，由於沒有統一的意見，同意和不同意的意見都堅持，最後答辯委員會才休會，決定提交學校研究。盡管學校考慮管理上的難度，不同意開此先例，但在答辯決議中寫明了“鑒於成績優異，答辯特別優秀，同意免試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為此，時任副校長的莫宣學教授還特意寫信給雲南地礦局局長，表明人才難得，希望繼續得到地礦局的支持，讓李文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而此時，雲南地礦局已決定調我參加四川、雲南、西藏和地礦部聯合實施的“西南三江特別找礦計劃”，讓我緩幾年再去攻讀博士學位，因此，至2004年，在地質大學教授的動員和幫助下，我才又進入學校繼續博士研究生學習。2007年，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優秀，被評為優秀博士論文並推薦參加全國“優博”評選，可由於年齡原因，最終也未能參加“優博”評比。

    《科學中國人》：從一名普通地質隊員到省局總工程師、地調局局長，您是如何一步步成長起來的？期間主持的項目很多，能否列舉幾項您印象比較深刻的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