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縣級媒體如何把握輿論監督性報道之我見

    前沿探索

    作者：姚海霞

    大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一些媒體紛紛改變自上而下傳播的傳統定位，從“報喜不報憂、少報憂”的模式上走出來，越來越充分地發揮著新聞輿論監督的功能，特別是對一些重大社會課題和弊案的揭露，有時能夠當地黨委、政府的關注，並進行調查或調整相關政策，對反映民意，推進政府工作，促進行風、社風、和民風的好轉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最近幾年，由於輿論監督性報道的急劇增多，導致了泛化現象。尤其是一些地方性媒體過度熱衷於尋找刺激、轟動性的新聞題材，認為這樣能夠引起受眾關注，以此來提高收視率或閱讀率，從而產生了一些逆向的負麵效應，甚至嚴重偏離了正確的輿論導向。

    一、輿論監督性報道的積極意義

    輿論監督是社會發展的要求、新聞工作的職責、人民群眾的願望、黨和政府改進工作的手段。正確開展輿論監督，有利於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有利於黨風廉政建設，維護黨和政府的良好形象；有利於弘揚正氣，針砭時弊，理順情緒，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事實證明，在社會責任的履行上，媒體對醜惡事件的曝光和促進民生事件的解決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淨化社會風氣、穩定社會秩序、揭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媒體市場化進程中，輿論行監督性報道發揮了積極的推進作用，主要表現在：

    1、輿論監督性報道擁有偏離常態的獨特性，在“新聞堆”中比較醒目，能搶先抓住受眾眼球，尤其是大多輿論監督性報道是為弱勢群體“出氣”，監督報道對象直指擁有執法權的政府部門，通過監督報道，能為老百姓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也樹立了媒體的公信力和知名度。比如，本人工作的運城電視台有一個《第一時間》欄目，從創辦至今已近九年，已成為當地老百姓心目中的品牌欄目。該欄目內容相當一部分就是通過熱線電話接聽群眾投訴，《第一時間》欄目通過調查監督的形式，督促群眾問題的解決。這個欄目在當地擁有較高的收視率，老百姓中間流傳一句話是“有事情找《第一時間》”。

    2、傳媒作為產業的經濟本質是“影響力經濟”，輿論監督性報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體的影響力，強化收視率的認同。使得媒體擁有作為產業發展的原始資本，通過合理經營，能為媒體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上述提到的運城電視台《第一時間》欄目，插播廣告在欄目創辦初的2004年，每15秒一個月為8000元，開播三個月後，為每15秒一個月10000元，後來逐漸變為每15秒一個月12000元、15000元、18000元。運城電視台根據當地經濟狀況，經營理念，把每15秒一個月廣告費提高到18000元後不再提高，目前的狀況是商家要做廣告需排隊等候。

    二、輿論監督性報道的負麵效應

    “輿論監督難，對於市縣級地方台來說，輿論監督更難”，之所以難，就是因為輿論監督存在負麵效應。主要表現在：

    1、 經濟上的高成本和政治上的高代價。由於公共機構、企業、社會等方麵的問題大多是以“隱藏”屬性存在的，必須先“挖掘”、整理出來才能加以報道。“挖掘”需要采訪、調查取證，媒體需要付出更多的經濟成本。與輿論監督性報道相對應的常規正麵報道，新聞事實往往是顯露在外的，而且大多被報道單位是車接車送，甚至管吃管住等等，輿論監督性報道則需要靠媒體自身投入更大的采訪成本。另外，揭露性報道常常會觸及某些個人或局部的利益，如果媒體稍有疏忽，調查工作做得不詳細、周密、徹底，就會招來“官司”，有時即使揭露報道的事件本身沒有什問題，記者也會招來不法分子的打擊報複，甚至媒體機關遭圍攻或引發群眾上訪，影響媒體的正常運轉，處理不好會給媒體帶來動蕩與危機。

    2、 若在報道的“量”和“質”上把握不適度，就會影響媒體的公信力和受眾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媒體對信息的承載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一個媒體的揭露性報道過多、過於集中，主流內容就會相應地減少，會讓媒體邊緣化。所以，如果媒體以過度的“輿論監督性”報道為特色，在處理報道的“質”上不適度，那就將削弱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與平衡性，偏離主流，在受眾中產生負麵效應。

    媒體揭露問題的根本目的在於化解矛盾、解決問題，而不是將問題擴大化、複雜化。輿論監督要給政府幫忙，而不能添亂，既要為政府分憂，又要為群眾說話，真正架起黨和政府與群眾溝通交流的橋梁。報道應當立足於對社會發展起長效作用，要有理性和建設性。

    開展“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職能之一，在分析了“輿論監督”報道正負兩方麵的效應後，筆者認為作為基層的市縣級地方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性報道要著重注意以下兩點：

    一、 輿論監督的範圍和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