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五千年

    如果有人問民主是在什時候首先實施的，相信至少１／３的人會回答近代的某個時間，什尼德蘭革命之後、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甚至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等等。事實上，早在公元前５世紀的古希臘雅典，就出現了成形的民主製度，隻是範圍窄得多罷了。然而，民主和民權思想與製度的雛形在更早的時候已經開始萌芽，比如公元前８４１年的中國。

    東周的共和元年

    公元前８４１年，是中國曆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份。在那一年，西周爆發了國人暴動，昏君周厲王被趕出了皇宮；在那一年，整個國家沒有一個真正有實權的國家元首，甚至整個國家沒有一個名義上的國家元首，開了大臣聯合執政的先例；從那一年起，中國曆史有了確切的紀年，在曆史上，那一年被稱為“共和元年”。

    從年號“共和”就可以看出，當時的製度與之前和之後的天子獨裁製是不同的。由於周厲王被趕出了皇城，沒有適合的人可以掌控政權，於是在此後１０多年的時間，國家政權由多人議政（共和行政）。

    此時的“共和”雖與現在的“共和國”概念不可同日而語，其參加執政的人員也許隻能代表王公貴族及朝中重臣的權益。但在奴隸社會的王權時代，這種執政方式顯然比一人獨裁製代表了更多人的利益。

    這段曆史對現代的借鑒意義太少，最多隻是個象征意義，但這個故事的確很重要，因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共和執政的實踐。

    明朝的內閣製度

    提及內閣製度，也許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代表製度。比如，英國和日本采取的就是君主立憲的內閣製。不過，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中國卻是內閣製度的起源地。

    說來也有趣，內閣製這種更靠近民主的製度，居然是明朝時加強皇權的副產品！當年明朝的開國皇帝為了加強皇帝的權力，廢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與之分權的宰相製度，而且放了狠話出來——以後都不準立宰相（對其後世子孫的要求），有敢議立宰相者，斬（對大臣的要求）！

    擁有更多的權力，無疑是每個皇帝都夢寐以求的。可廢除宰相以後，就意味著很多原來可以交給宰相辦的事，皇帝必須親曆親為了。朱元璋的確是個強人，可以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且全年無節假日。但是，朱元璋受得了，他的子孫後代們未必受得了。不讓立宰相，我多招幾個“秘書”總行吧！從永樂皇帝朱棣開始，這群秘書們走馬上任了，他們的名字就叫內閣。

    起初的內閣，主要是協助皇帝處理一些事務性工作以及顧問詢性工作，很少有機會參與決策。但到後來，內閣的權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正德皇帝朱厚照這個“混世魔王”在位的時候。這個皇帝實在是太能玩了，朝政隻好交由內閣來處理。而嘉靖皇帝朱厚熜又把內閣的排序排到了六部之前。至此，內閣的權力遠遠超過了“秘書組”的職責範圍，與當年的宰相不相上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的是，當年宰相可以一個人說了算，而內閣必須討論商議後共同決策。

    看！明朝的內閣製是不是和西方的內閣製很像？不過，與其說它像君主立憲的內閣，還不如說像總統內閣製，因為它要直接對國家元首負責。這種製度一直沿用至清朝。

    晚清的戊戌變法

    １８９５年，一本名為《泰西新史攬要》的圖書在中國出版，隨即刮起閱讀旋風，從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識分子，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

    《泰西新史攬要》原名《十九世紀史》，作者麥肯奇是英國人，新聞從業者，並非職業曆史學家。該書１８８０年倫敦初版，經李提摩太翻譯，１８９４年以《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為題，在英美在華傳教士創辦的《萬國公報》上連載，次年以《泰西新史攬要》為名正式出版。

    《泰西新史攬要》介紹“泰西”（指歐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國殖民地）各國的１９世紀發展史，總結各國興衰規律。該書認為西方國家富強的奧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後民權的興起，比之科學技術進步和工商業繁榮更為重要。“民既有權，則可以博考萬物而得萬物之理”，有了民權，個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也會隨之繁榮；“歐洲各國民間既有舉官以治國之權，即永無設會以害國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選舉官員（議員）治理國家的權利，也就無須“私自結黨以立會而抗國”，國家和民眾之間就沒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會就趨於穩定和發展。

    《泰西新史攬要》對１８９５年的大清帝國來說，無疑上了一堂民主課，對大清帝國朝野進行了民主啟蒙。按常理，出版這樣的書有風險，但出版者卻沒有因此而遭殃，主要是由於１８９５年大清帝國的特殊國情——甲午戰敗，舉國反思，該書的見解相當於給甲午戰敗提供了合理的解釋，所以它沒有受到太多的責難，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歡迎，政學各界均給予高度評價。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對此書表示讚賞。光緒皇帝是經康有為推薦而得識此書的，之後“置禦案，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誌更決”。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梁啟超所上的奏折，許多理念和建議均來自《泰西新史攬要》及李提摩太為該書所寫的序言。因此，也可以說是《泰西新史攬要》促成了戊戌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