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背後的政治較量

    ６月２２日，“中國大運河”和“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引發了關於“申遺”成功的熱議。顯然，這是兩項超重量級的係列遺產：大運河縱跨中國８省市，沿路古遺址、曆史名城、名鎮、名村眾多；絲綢之路橫跨半個亞洲，既是曆史上各國文化交匯的見證，也是今天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文化載體。

    然而，歡騰的背後，卻暗藏著錯綜複雜的政治較量。

    絲綢之路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全名，是“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而最初申報的名稱是：絲綢之路起始段及天山廊道的路網。其中，天山廊道這部分內容，指的是與中國聯合申報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一段。最終名稱的變化，來自對中國境內這一段的概念紛爭。簡單而言，中國段是否是絲綢之路的“起點”？

    日本在阻撓中國成為絲路起點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絲綢之路申遺之初，日本就曾表示要參與到聯合申報當中，並希望將自身認定為絲綢之路的起點。爭取未果後，日本發揮其在國際組織中的巨大影響力，通過各種方式施壓，成功將絲路起始於中國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變成了學術上的“存疑之爭”。

    此次，中國絲綢之路失去了“起始段”這一重要概念，即使入選了世界遺產，也留有巨大遺憾。可謂表麵歡喜背後憂，有人歡笑有人愁。

    世界遺產申報早已不是單純的學術認定，人們不得不更加嚴肅地麵對近年來越發明顯的“借遺產之名行政治之實”的趨勢，一個顯著表現是，專業機構的評估意見形同虛設。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是世界文化遺產評定的惟一專業詢機構。每年，該組織都會對申報的每個遺產進行評估，並分４個檔次提出建議：一、直接列入；二、補充材料來年再議；三、發回重報；四、不予列入（也不得再重報）。但是，最終決定是否列入的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２１個委員國（每兩年改選１／３，中國在２０１４年不是委員國）。因此，盡管評估機構的論證結果很重要，能否“搞定”這些委員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