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新聞界

    人物誌

    作者：汪大波

    新聞應堅持真理，傳播真實

    “現代收集和傳布新聞的設備有了高度發展，但是人們往往不知道怎樣去應付浩如煙海的新聞，而不致給埋在麵，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類堅持不懈地謀求一個沒有苦難的社會和世界。但是人類的前進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它趑趄、停頓，甚至挫折……既有真的新聞，也有所謂的新聞；既有真的曆史，也有所謂的曆史……真理在什地方？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就在你發現那揭櫫、保衛和促進人類事業的地方。”這是宋慶齡在《漫談新聞與曆史》中寫下的話。文章發表在《新觀察》雜誌1956年第23期。

    《真實報道的傳統》是宋慶齡談新聞工作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中國建設》1962年第一期。她在回顧《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的曆史時寫道：由於“國民黨對於新聞報道和新聞發布實行嚴密的檢查。保衛中國同盟感覺到應該承擔起向全世界傳播我國的真實情況的職責。我們把報道實際情況作為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這兩篇評論，宋慶齡對新聞工作的觀點躍然紙上。那就是：一、新聞與曆史緊密相聯，因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曆史；二、新聞工作者應當堅持真理，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發展；三、新聞報道必須真實，傳播真實情況。

    運用新聞反對專製，保衛人權

    早在1911年，宋慶齡在美國威斯安學院讀書時，她就擔任了校刊編輯、文學社通訊幹事。當時她還是個18歲的女大學生，在校刊上發表了題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文章，滿腔熱情地讚頌中國辛亥革命的勝利。

    大學畢業回國後，宋慶齡作為中國民主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夫人和助手，重視發揮新聞輿論的作用，她團結組織國內外的新聞報刊和新聞工作者，堅決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支持北伐，支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成為中共的好朋友。

    牛蘭夫婦是國際紅色工會在華的代表，協助中國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被判了死刑。1932年7月，宋慶齡組織了“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營救牛蘭夫婦。委員會中有魯迅、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還有著名新聞工作者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上海《大陸報》記者蒂爾曼·德丁、上海《大美晚報》主編T.O.撤克、《中國論壇》主編伊羅生等。宋慶齡通過中國和國際的新聞輿論向國民黨當局施壓，迫使法院對牛蘭夫婦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牛蘭夫婦最後逃出了監獄，被宋慶齡秘密掩護出國。

    迫害國內的“政治犯”，是反動政權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一貫政策。1932年12月，宋慶齡同魯迅、蔡元培、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以及國民黨老黨員、曾任孫中山秘書的楊杏佛等人一起，組成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宋慶齡指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和宗旨是：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當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判處製度……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和公布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同盟”協助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以宋慶齡為首的“同盟”成員，冒著白色恐怖，積極開展營救全國政治犯的活動。成功營救了中共黨員廖承誌、紅軍將領陳賡、北京大學教授許德珩、新聞工作者劉尊祺等人。據劉尊祺回憶：他從偷送進獄中的報紙上看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和《中國論壇》報對“同盟”的介紹，就同獄中難友商議，由劉瀾濤用英文給宋慶齡寫信，揭露關押他們的所謂“反省院”是一座軍人監獄，“犯人”都是未經審訊、宣判就被無限期關押，受到殘酷的折磨。他們要求釋放出獄，上東北前線去抗日救國。宋慶齡看到信後，立即交給《中國論壇》公開發表，同時派“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帶領調查組去北平，向當時掌控北平軍政大權的張學良陳述。幾個月後，張學良釋放了新聞記者劉尊祺等所謂“犯人”。

    宋慶齡在一篇文章旗幟鮮明地寫道：“爭取民主權利和爭取政治犯的釋放，對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說對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國獲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