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朕即國家

    正軍又稱旗軍，按明代軍製每衛正軍應有5600餘員，從前述正軍實數，可見衛所缺額嚴重，其原因有多方麵，得從頭開始捋。

    衛所軍人來源主要是世襲軍戶，隸兵部，占主要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從征、歸附、謫發、垛集、抽籍等新軍戶來源。

    從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他，因留戍者；歸附者，勝過及諸偕偽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謫發者乃謫發諸罪隸籍為兵（稱為恩軍）；垛集者，以民籍三戶為垛集，選一戶為正戶，應當軍役，餘二戶為貼戶，幫貼正戶，正貼可依次輪換；抽籍即簡拔，從民籍丁多者中抽丁充軍。

    除上述外，還有少數自願投充、籍屯田夫、因佃種軍戶田土、因娶故軍之女承故軍之產為軍等現象，不提。

    明朝軍戶和民、匠、醫、陰陽等一樣，‘役皆永充’，他們有自己的軍田（和衛所屯田不是一回事），不用像民田一樣承擔賦役，但需要充軍役。

    軍戶充役的方案是，每戶出一丁充軍役為正軍，到指定衛所當兵，稱為起解，負責‘操備征進’；正軍在充役時，要攜帶戶下一名餘丁隨同，到營生理、輔佐正軍、供給軍裝，是為‘軍餘’，二者皆免泛差雜役；保留一丁，供給在營正丁；預備一丁為‘繼丁’，遇正軍亡故則充役（戶下如無壯丁，則將幼兒登記，是為幼丁，待成丁後勾補當差）。

    這製度在執行時候就走樣了，到宣宗年間出現了‘重役’，即一軍戶要起解兩丁以上到不同衛所充當正軍，是有‘夫軍戶族滿十丁者，其一兵也，二三人或屯田，其餘則以供是兵也’的現象，到隆慶年間，‘軍戶有一戶四丁而應當三軍者，有一戶二丁應當二軍’的現象非常普遍。

    這種軍戶充當多出軍役之所以稱為‘重役’，是因為軍丁起解在軍籍僉編之初便有詳細規定，不準在附近衛所服役，同一縣的軍丁，也不允許在同一衛所或同一地區服役。

    為防止兵變，會將江北軍丁發江南衛所、陝西發雲南、四川發遼東等。嘉靖年間，浙江海寧軍戶共6898戶，僉發的軍丁就被分配到全國480個不同的衛所充役；陝西高陵軍戶共61戶，軍丁被分派到15個不同衛所。

    這種不遠萬充役如同鬆江府‘布解’，在交通不便的明朝成為軍戶沉重的負擔。

    軍丁起解需要軍戶自己提供軍裝和盤纏，路途越遠，耗費愈大，就造成‘路遠艱難、盤費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起解‘兩千之外、下產盡廢矣’、艱窘軍丁‘多至凍餒病死’等普遍現象。

    即便軍丁到達指定衛所，因遠離故土，死於水土不服者也大有人在，如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等；除此之外他們還要遭到世襲衛官的勒索、克扣拖欠月糧、降低月糧折色比等，以至於‘全抑餘丁屯種養膳’。

    軍丁到衛後，按‘邊境三七守屯，腹地二八’分工為正役旗軍和屯軍，守城可領月糧，大致額度為‘馬軍月支兩石，步軍總旗一石五鬥，旗一石二鬥，正軍有家四口以上者一石，三口以下者六鬥，無妻子者四鬥（另水馬驛、遞夫月三鬥）。’

    因軍屯田土肥瘠、遠近不同，軍屯分地多寡不一，‘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或三十、二十畝不等’。如鬆江金山衛‘總旗每名三十畝，旗二十四畝，軍二十畝’；河南、山東、遼東等地則是‘每軍一分，每分五十畝’；陝西‘每分百畝’。

    每名屯軍每歲額科屯田自粒六石（全國通則）交軍倉，並同州府縣留存遞發的稅糧，由衛官發放給正役旗軍作為月糧。

    後來，因衛所官員刁難遞送百姓等弊端，管理軍倉的財權在宣德十年(145，外放到河南的戶部侍郎王佐上書)轉移到了地方手中；因軍屯田土、屯田子粒逐年下降，在嘉靖四十二年（156）衛所屯田的管理權也被交由地方政府，‘衛所管屯官止許督率旗甲人等布種上納，不許經收錢糧’。

    地方政府獲得軍倉和軍屯的管理權後，民間豪紳用強占、置換等方式占有衛所財產、良田，致使衛所正軍糧餉無著；加上恩軍的存在，降低了軍人的地位，以致逃亡更甚。最終，隻有世襲的百戶、千戶、指揮等職可得留存，所以才出現前麵‘正軍缺額，軍官過剩’的統計結果。

    總之，衛所製無論正額兵源，還是軍屯土地都是‘久而玩，玩而廢，數年以來，徒為虛文’，至‘軍士逃亡且盡，田土遺失過半’。

    …

    徐光啟如今手握一省軍政大權，手握三方劍、有密折專奏權，可謂手眼通，自不懼地方官紳，他擔心的是來自軍方的反對，他看了看正對參選淑媛評頭論足的張我續和劉孔昭心，愁眉莫展。

    首先這位北直隸廣平府邯鄲的張我續，來頭就不簡單。其父張國彥曆任襄陵知縣、兵科給事中、山西參政、陝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戶部侍郎、都察院都禦史、兵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在爭國本一事中可是站在光廟這一方的；其次其兄張我繼、張我繩都高中進士，在朝為官，活脫脫的官僚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