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8章 安得倚天抽寶劍

      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鬥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誌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曆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曆朝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雲：“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曆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曆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範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製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布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麵。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禦史台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禦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範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範仲淹和禦史台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範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範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占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禦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複，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鑒》；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於，這些看似激烈的爭鬥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說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於肉體毀滅。

      相較於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克製的。

      那大明的黨爭是什風格？

      有人一說明朝黨爭就說萬曆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

      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說身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為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幹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隻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並非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征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於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借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借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隻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製全國——要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為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於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說不準了。於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

      而到明代中後期的嘉、隆、萬時代，派係更加分明的“黨爭”正式登場。

      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等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注意，這時候的“清流”二字不帶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