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9章 京營生產建設兵團

      江浙一帶商戰驟起，京師的風波倒是大致過去了，至少是恢複了表麵上的和諧。

      王家屏對於自己的意外入閣表現得比較淡定，依然堅持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則。即便他已經從自己的渠道得知了此次入閣是高務實所推動的，卻也沒有跑過去向高務實道謝。

      高務實也懶得計較，反正他早就知道王家屏這人比較擰巴，能夠頂了潘晟的位置入閣，本身也就是個妥協的結果。

      再說高務實也不著急，王家屏一個山西人，就算在內閣表現得不偏不倚，他也得不到心學派的真正認可。況且心學派的官員除了最上層的幾個人之外，其他人也談不上有多少全局戰略思維，搞不好還會莫名其妙地針對王家屏，到時候王家屏就知道誰能依靠了。

      當然，王家屏自己也知道現在朝廷就是實學、心學兩派之爭，他一個無依無靠的空頭閣老怕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再加上自己剛剛入閣，很多“業務”都還需要一個熟悉過程，因此倒也沒有怎冒頭，暫時隻能算是充當一個舉手工具。

      至於申時行那邊，或許是這次事情給了他一些震動，這位上台不久的元輔也收起了前段時間渾水摸魚的心態，開始變得小心起來，在內閣處理事情也會象征性地多征求張學顏和吳兌的意見。

      整體來說，朝廷已經算是度過了張四維突然丁憂而帶來的混亂期，重新進入正軌。

      一時間，大家都沉靜了下來，惟獨高務實與過去無異——他既沒有突然搞得跟銷聲匿跡一般，也沒有刻意高調、處處露臉，而是秉承他一貫的風格：低調做人、高調做事。

      作為協理京營戎政的兵部左侍郎，高調做事當然隻能是有關京營的事。

      在接下來兩三個月的時間，高務實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京營成立了一個很新鮮的組織：“京營生產建設兵團”；二是禁衛軍初步完成了預定編製。

      說來慚愧，高務實這個“禁衛軍締造者”居然再次做起了甩手掌櫃，從募兵到安頓，從安頓到訓練，他全部丟給了禁衛軍第一任司令戚繼光。至於他自己，則隻是“打打下手”——好吧，簡單的說就是負責提供錢。

      當然，這錢肯定不是高務實自己出，他是負責幫禁衛軍搞到錢。

      搞錢有兩條門路，一條是找“上頭”要，另一條是自己掙。

      但高務實決定雙管齊下。

      所謂找上頭要，實際上兵部本身就是禁衛軍乃至於京營的“上頭”，但兵部的錢是從戶部撥過來的，是以歸根結底，這筆錢主要得去和戶部扯皮。

      按照一般理解，戶部是實學派的大本營之一，戶部尚書沈鯉更是高務實的師兄，要錢這種事應該比較好辦才對。

      但其實不然，這筆錢並不好要。

      屁股決定腦袋這個道理在哪都說得通，沈鯉雖然是實學派出身的重臣之一，但他既然做了戶部尚書，就不可能不為自己掌握的衙門考慮。雖然今年滇緬之戰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被高務實用滇戰寶鈔等手段消除了不少，但眼下朝廷的收支情況依然很緊張。

      此時兵部忽然提出要錢，他作為戶部尚書當然要慎重，不能因為你是我實學派內部公認的“未來魁首”我就要無條件聽你安排——我這要是出了大紕漏，責任可還是我沈某人來擔的，我總不能倒在入閣前的最後一關上。

      即便是給足了高務實麵子，又得到高務實的保證說戶部要真是有事，我高務實絕不袖手旁觀，但沈鯉最終也隻拿出十二萬兩銀子來，並且首批到位的隻有八萬兩——這筆錢是用來給禁衛軍更換武器裝備的。

      京營的武庫其實聽起來挺不錯，畢竟之前各種換裝都是把京營排得很靠前的，但聽起來是一回事，真實情況又是另一回事。

      高務實親自查驗了京營的武庫之後才知道，除了近幾年從京華直接購買並調撥給京營的武器裝備還“尚可一用”之外，以前的武備簡直讓人哭笑不得。

      那其中的數目倒沒有太大的不對，至少勉強讓人可以對得清賬，可保養水平就著實令人瞠目結舌了——有些鎧甲已經爛得拿手一提甲片嘩啦啦掉一地的程度。

      至於武器的保養水平，那也差不多，比如說高務實親自查驗的至少四萬把雁翎腰刀就鏽蝕得能不能砍柴都要打個巨大的問號。

      這種玩意兒高務實怎肯拿去給禁衛軍用？所以這些基本裝備差不多全部要重新采購。結果一算賬，就算暫時不給禁衛軍多少備用武器和裝備，僅僅六萬人的換裝就要差不多三十萬兩。

      三十萬兩現在肯定拿不出來，所以高務實隻好自己破費了一下，上疏給朱翊鈞說兵部打算先賒賬從京華火槍廠和京華火炮廠拿一批軍火，分兩年或三年付清，京華此次不收利息。

      朱翊鈞倒是挺感動的，當天就批準了，誰料大明朝的言官生怕自己被忽視，居然一下子跳出來四五個科道官上疏彈劾高務實，說他這做是以權謀私。

      按照他們的說法，京營的武備是天底下最好的，即便新練禁衛軍也大可夠用，畢竟禁衛軍才六萬人，以過去四十多萬人的武備來武裝區區六萬人，怎可能不夠？怎可能還需要再次購入？因此這頭肯定是高務實動了手腳，他是為了給京華的軍工招攬生意。

      如此指責一位立過重大軍功的文官重臣，按理說當然需要確鑿的證據，但大明朝的言官並不需要，因為他們“風聞奏事”，隻需要說自己“聽說”京營武備充沛就行了，實際情況什的……那不歸他們管。

      高務實隻好上疏請辭，同時自請皇帝派員徹查，順便把自己關在見心齋“不予視事”。

      朱翊鈞對高務實的態度那可比對潘晟好太多了，在收到高務實的請辭之後當場就發了火——“上震怒，禦文華殿，召諸大學士至，斥言路放縱，毀謗重臣，論罪當誅。姑念祖宗有製，今且權寄彼等人頭於項上，俱降三級外任。倘再有不知收斂者，不問今居何職，皆流三千。”

      朱翊鈞這一通火發得有些大，尤其是幾個用詞顯得殺氣騰騰，“論罪當誅”、“權寄彼等人頭於項上”、“不問今居何職，皆流三千”。

      回想一下，自從今上繼位以來，這好像是對言路最嚴厲的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