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6章 新鄭新政(上)

      從先高務實雖然有很強的高層影響力，但畢竟個人實際政治地位不夠高，泛泛而談、影響皇帝的思維是可以的，但具體經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較為難了。

      軍工私營是借高拱的手辦下來的，打下了如今明軍武器裝備遠超曆史同期的基礎；《紓驛路疏》不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樸回朝的勢，最終是在“郭樸時代”全麵完成，為大明甩脫了第一個大包袱，並且強化了驛站體係，後續的漠南之戰、西北之戰其實都有這件事的功勞。

      他自己一手辦成的國家層麵大事，說起來還隻有京營改製一項，而且事情雖然辦下來了，但目前還在“鞏固期”，不像軍工、驛站兩件事那牢不可破。

      而現在，借著升任戶部尚書的風頭，高務實不僅打算趁機穩固京營改製的成果，而且因為終於專管一方，打算動一動大明的財政體係了。

      當然，基本財政體係暫時他還不敢輕易觸碰，比如讓他直接把大明變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現實，且沒必要。

      核心暫時不敢動，那就先試探試探，找一個既有“群眾基礎”，又是其他人不敢輕動的方向。

      比如說：完全承認商人的合理社會地位，但同時要求商人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之所以說它有“群眾基礎”，不是在開玩笑，這個時代的農民其實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厲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簡單，大商人不僅有錢，而且必然在官場上有些背景。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麵培養出了讀書人、官員，有可能是投資了某位、某些官員——這個前文有述，就不多說。

      總之，但凡稱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後有官府的背景，超級豪商投資中樞重臣，大豪商投資督撫布政，中小豪強投資府尊縣尊，再不濟一些的也會投資府縣吏員——別看吏員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職務論實權的話，幾乎相當於後世的副縣級呢。

      而尋常農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連縣衙都進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進去。

      商人隻分大小，農民卻不是，“大農民”那是另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了，他們可不把自己當農民看待。

      所以在農民眼，商人哪怕是挑著扁擔、推著獨輪車的遊方貨郎，那也比他們強，至少見多識廣——這種思維在解放初的好些農村都有。

      所以中國古代的商人階層挺不容易的，一邊被某些人當麵鄙夷，一邊被某些人暗暗羨慕，這的“某些人”有時候還有重疊。

      但不管怎說，商人在民間的地位實際上並沒有很低，這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員麵前。

      然而，這種情況也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大明立國兩百年，這種局麵始終在不停的變化，並且其總的趨勢是商人逐漸受到朝廷的待見——對高務實而言這個程度還遠遠不夠，但趨勢還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曆史上，自俺答封貢完成以後，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顯。

      為什？因為自那以後，大明朝廷幾乎在所有邊境都開放了貿易(大概隻除察哈爾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這次和議政策“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因為清朝延續了北疆邊貿)。”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為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大明最富裕的商幫，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實上到了嘉靖以後，太祖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後，徽商如鹽商等“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於了任何朝代。

      有了錢當然好，但每當他們要去麵見官員時就比較不爽了——你得把這些盛裝換下來，穿上粗布衣裳去拜會，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諾諾。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員的“金主”，有時候都隻能如此。

      有沒有辦法改變呢？也不能說沒有，比如說你很有錢，但是又實在不是讀書的那塊料，那你可以想法子捐個監生——也就是國子監學生的身份。

      這個身份要說有多貴重倒也未必，畢竟它隻是個相當於“國子監在讀”，甚至不是“在讀”，而是“曾讀”。但國子監無所謂畢業不畢業，因為本身那隻是為科舉準備的學校，無非檔次比較高罷了。

      那類比一下，捐的這個監生其實就好比“國子監函授班”——讀是讀過，有沒有讀出什名堂來那就隻有天知道了。

      但是不要急，“讀過”國子監本身就有一點很厲害，因為監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類比生員的，有了“監生”這個名號，你就不再是一個到哪都被鄙視的銅臭商賈，而是相當於秀才老爺了。

      然而也就到此為止，商人能“搞到”的社會地位，基本上到監生也就到頭了，再往上除非你讀書考科舉並且中了舉人、進士什的，否則“類比生員”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巔峰。

      這個地位，若是隻在縣、府一級，或許還能湊合：在縣衙有坐，在府衙有個位置給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該你跪的，你還得跪。

      而在現在這個世界的大明，由於實學派的主導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曆史中還要更高一些。

      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專門寫書談過“義利之分”，隨著高拱持續當政，實學派改革不斷前進，這種觀點對於民間的影響乃至於官方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務實本人還樹立了一個典範：文為狀元，商則首富。

      雖然限於“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當白手套，但天下人誰還不知道他才是京華真正的東家嗎？

      而京華又是一個什樣的存在呢？不是說規模，是說社會貢獻：京華在大明的各部分產業，去年全年上繳了一百七十三萬兩各類賦稅，其中最後能夠收到中樞的就有五十九萬兩，接近於大明全年戶部總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大的社會貢獻，你說高務實這個“商人”是壞蛋？

      民間層麵如此，官員層麵也同樣變化了。實學派不必說了，一貫主張提高商人地位；心學派方麵其實在這一點上也是和實學派一致的——其實心學派官員背後的大商人更多呢！

      從朝廷官員這方麵來看，影響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種理論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後成事了，可不是高務實憑空來玩這一手。

      這就有一個疑問：既然那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為啥到現在還沒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