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1章 稅改大幕拉開

      高務實管理自家的京華都是習慣於自己隻做規劃，具體事務分配到人，他頂多把負責的幾個人叫過來麵授機宜一番就算放手了。因此，指望他做這個戶部尚書的時候去管“二十八兩銀子的蜂蜜”，那是絕無可能。

      洪武型財政的最大特點，就是消耗部門與納稅人直接對接，而中樞財政部門——也就是戶部，並不具備中樞調控作用，這會導致什？當然是導致在這種財政分權之下中樞沒錢。

      你看，每個消耗部門都擁有財政權：兵部征收軍備物資和兵役，工部征收營建物資和勞役，宮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

      這意味著什？意味著這些衙門誰更強勢，誰就能收更多的稅。那戶部幹嘛？戶部就管著那點糧食和一條鞭法施行地區的糧食稅。

      然而即便如此，有明一朝的戶部尚書也並不好當。據黃仁宇統計，1380年後上任了89位戶部尚書，其中25人致仕離職、22人轉任他職、16人被解職、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處死、3人被流放、1人未經允許而離職、1人死在戰場上、1人自縊殉國，最後還剩下三位更神奇，堂堂地官大人，史書居然沒有詳細資料說明下落。

      高務實很清楚這個洪武型財政是個什東西：朱元璋居然將這龐大的帝國，隻視作一個自產自銷的農村！

      他以為隻需要降低田賦，安撫好農民，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可惜現實很骨感，這種各部門自給自足的財政體係，僵化而沒有彈性，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該收稅的人群收不上來，就隻剩下一條路：把負擔攤派給看起來不會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諷啊！這幾乎跟當初朱元璋的設想南轅北轍，他最想保護的人變成了這個製度下麵最好被剝削的人。

      那“洪武型財政”是如何演變成到這個地步的呢？

      眾所周知，明朝名義上的稅率其實相當低，這跟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窮苦出身有關係。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輩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擴張財政收入，而是給各地規定好了稅率，把各省市的稅糧收入刻在石板上，樹立於戶部的門堂之內。

      這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朕就是要永不加稅。

      然而正如高務實此前在《取用疏》中強調的那樣，低稅收的代價是國家放棄了許多政府職能，於是大明朝隻能要求軍隊屯田自給軍糧，推行鄉村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實上，高務實在京營改製中搞出來的生產建設兵團與禁衛軍“分立加合作”，某種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給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還不僅如此，他立下的祖製使得大明朝廷給官員發放的俸祿也很少。後來寫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員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

      有多差呢？你以為隻是銀錢少？那可不止於此，洪武型財政的實物經濟下，官員們的俸祿並不全是銀子、銅錢和寶鈔(現在幾乎是垃圾了)，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比較著名的有胡椒、蘇木等都曾被當成工資發給文武百官。

      至於布帛那就更常見了，甚至各地產出的不同布、帛、絲、絹、綢、緞等等，都能給你折算一下然後當成俸祿下發，而戶部很不幸就管著這個折算——你折算高了戶部虧空，折算低了百官唾罵。

      類比一下後世的話，就好比你在政府機關上班，平時打交道的都是各種上級文件精神、下級工作報告，然後到了給你發工資的時候，政府說組織上現在不發錢，反而給了你幾百斤雞蛋說這玩意就是你的工資，請問你什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後還要去開個雜貨鋪才能把工資真正換成錢嗎？

      所以說實話，在這種沙雕製度之下，官員很難不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決方案。

      他的解決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寫了恐怕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一部反貪教材的《醒貪簡要錄》，這頭有明確規定，貪汙六十兩白銀就會被斬首示眾，還要把皮剝下來塞進稻草掛在官府辦公室作為警示，這就是著名的“剝皮揎草”。

      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這種血腥的鎮壓也沒能阻止貪汙，因為官員們實在太窮了，比如正德年間的內閣首輔李東陽去世的時候，居然窮到“不能治喪”。

      最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係統飛快黑化，終於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經曆這種“要理想還是要現實”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

      於是，身在朝廷的每個人都開始拚命給自己創收，而中樞財政卻一窮二白。看起來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然而各掃自家門前雪，最後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務真空帶。貨幣發行、商業物流、戶籍統計、土地丈量等社會責任漸漸無人問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後期相當程度的基層自治。都不說其他地方，隻說河南新鄭，如果當地有什事高家不點頭，新鄭的縣尊老爺能辦得下去嗎？然而高家在鄉梓還屬於良宦良紳，換做土豪劣紳會是怎樣，那幾乎不言而明。

      這種近乎於“民間無政府”的狀態導致大明產生了奇特的社會景象：一方麵，安土重遷的農民因橫征暴斂而放棄戶籍，四處遊蕩；另一方麵，城市手工業者自發聯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僅蘇州一地在隆慶年間就至少有一萬名手工業者。但由於財政體製的僵化，政府對工商業的征稅始終辦不下來，直到高拱當政、高務實崛起。

      洪武型財政就像《**》的胡僧淫藥，當浸淫其中者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時，便沒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轉衰，最先就體現在財政的入不敷出上。作為國家最主要的稅收，田賦一直呈現下滑。永樂年間田賦收入保持在3000萬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這一數字已經滑坡到2500萬附近。也就是說大明社會經曆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後，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不僅沒有提升，甚至還減少了近兩成。

      後世紅朝建立才幾十年，經濟規模翻了多少倍？縱然時代不同，發展速度總有區別，可是兩相對比，高務實怎能忍受這種不僅落後而且奇葩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