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4章 剛與柔

      “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隻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持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辦法壓製？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隻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隻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麵色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麵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曆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麵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采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借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禦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係，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禦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曆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禦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誌，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衝突的激烈情狀，在當時，許多官員以終結仕途作為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毛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後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曆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群體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係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

      君臣衝突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領，他們難於置身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群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衝突導致君臣關係緊張的局麵時，閣臣亦難於置身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性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甚至一去以明誌向，該種行為節義顯見，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決絕，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此不僅係於個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失去了發揮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常規途徑。

      閣臣若緘默，直至委曲從君，這有助於當事者獲得皇帝的信任，進而采取可能的手段來緩和緊張氣氛。但如此為之，在強諫明誌者前赴後繼的政治氛圍中，則不免要承受關於名節有虧的輿論指責，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焦慮。

      總的來說，大規模的君臣衝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關係緊張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重要，他們無從回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兩種行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預設，又皆有局限，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抉擇。

      在這種政治處境中，閣臣如劉健，取“直”，如李東陽諸人，則從“曲”。

      完全的取直，高務實覺得並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設“將來”他也取“直”而致仕罷官，那這個大明也就幾乎是被宣布“搶救無效”了。因此高務實雖然親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從心理上是不希望啟用這條退路那一天的。

      那，閣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實踐的特征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形容詞，隻是對一種行事風格的簡單化描述，結合李東陽、費宏與王錫爵在首輔任內的政治實踐，高務實當年總結出三點行為特征。

      其一即為順從皇帝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皇帝誅殺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任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往來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定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宦官用事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