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0章 伐元(六)

      宋良佐這邊剛剛散會，進剿一事卻已被某些四川官員緊急密告播州。楊應龍得知後輕蔑一笑，道：“這新來的宋撫台有些意思，難怪偌大年紀也沒能擠進部堂，果然是個不曉事的，竟想以武力逼我就範。孫先生，你對此可有高論？”

      這位孫先生名叫孫時泰，頗值得一提。此人乃是浙江餘姚人，那一代包括紹興在內都是在整個大明朝盛產師爺的地方。孫時泰在播州楊氏地位也比較特殊，相當於軍師，隻有足智多謀的人才能當得起這個大任。

      不過孫時泰與尋常師爺不同，他學的是帝王術，而且是其中的“霸道”——幫助他人成就一番霸業的學問。據說孫時泰此前在京城時夜觀星象，見西南“客星犯紫微”，認為有改朝換代的變故，於是遍訪明主，終於找到了西南的楊應龍。

      其實楊應龍早前並無反意，他不過是土皇帝做久了，囂張跋扈成了習慣，後來鬧出事隻好把兒子楊可棟當做人質送去重慶。

      這有一段後世基本很少談起的舊事，但卻與楊應龍“造反”關係很大，值得一說。之前已經提到，為了報複五司，楊應龍采取各種手段對付五司，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

      由於高務實當年南遷廣西眾多土司至安南，使廣西土司舊地大部分改土歸流，朝廷在廣西的權威大幅提高，廣西的經濟發展也在高務實的規劃和安排下在近幾年快速提升，終於從一個朝廷財政上的無底洞變成了現金池，這給了朝廷將其他土司逐漸改土歸流的信心和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楊應龍與播州下轄五司的上述種種矛盾經過發酵，五司將楊應龍罪狀上報明廷，時任貴州巡撫葉夢熊立刻上疏要求播州改土歸流。

      其實播州的問題早在嘉靖時期就已進入朝廷的視野，當時川貴守臣為了本省利益就播州歸屬問題引發爭執。此番播州下屬五司奏報送達朝廷，朝廷介入此次播州問題，使原本簡單的問題變得複雜化，同時也使得播州楊氏土司喪失了處置此次問題的主導權。

      隨著解決問題的主導權喪失，楊應龍懼怕外部勢力的介入損害播州楊氏土司的利益。在這一時期，楊應龍的行為越來越激進，但激進的行為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將問題上升為播州楊氏土司與朝廷的矛盾，最終導致播州楊氏土司徹底與朝廷決裂。

      首先是川黔官員傾軋的問題，貴州建省以後，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漸凸顯，遂成為貴州守臣爭奪的對象。播州地理位置優越，連接湖北、四川、貴州，是重要的戰略要地。播州地處黔北，與四川毗鄰，經濟開發較早，經濟發展狀況相比貴州其它區域較好。

      四川先進的生產方式與人口先入播州，因此播州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都有良好的發展。播州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發展良好，播州土兵實力強大，自然而然成為川黔官員爭奪的關鍵。

      其次是周邊土司的問題，他們首鼠兩端搖擺不定，給了明軍一定的機會。播州周邊土司中，石柱土司與播州楊氏土司關係較好，雙方在楊應龍時期互為姻屬。石柱馬氏土司(秦良玉的夫家，白杆兵就是他家的)希冀彼此庇護，從而政治聯姻播州楊氏土司，楊應龍也希望借助石柱馬氏的力量擴充自己的實力。

      不過這種關係隨著楊應龍反明煙消雲散，石柱馬氏土司沒有與楊應龍一起起兵反明，反而是兵戎相見。原曆史上石柱馬氏土司在平播戰爭中出力頗大，甚至有挽救明軍危局一事，不過此時宋良佐還沒有動用馬氏土司的意思。

      楊應龍此前被叫去重慶受審，最終是花了兩萬金，但其中還有玄機前文沒有說清。由於此前朝廷一直在準備伐元大決戰，對於西南土司的事情基本上是要求能拖則拖，等伐元結束一切都好辦。西南官員們得不到朝廷軍威支持，隻好對楊應龍此前的違法行為示之以威，但難以強迫。

      事態僵持到去年五月，重慶知府王士琦單騎赴會，在鬆坎接見楊應龍。這一次，楊應龍不施展兵法，反倒玩起了演技。他把自己捆綁起來，跪在路旁痛哭請罪，還膝行迎接王士琦，磕頭磕到頭破血流——補充一下，這一手就是那位孫時泰孫先生教的。

      不僅如此，他還獻出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個替死鬼，抵銷自己的罪責，並認罰四萬金，協助朝廷采木。最終重慶方麵議定楊應龍革職，由其長子楊朝棟代理職務，暫時羈押其次子楊可棟為人質，等楊應龍如數繳納罰款再行釋放。

      楊應龍是真心歸順，還是緩兵之計？史料沒有明確記載。當時高務實與諸位實學同僚討論，認為楊應龍在這段時間以內可能的確有罰款贖罪的打算，否則他不會交出次子為人質。當然，待繳納罰款、贖回次子之後，他仍有可能再度反叛，但中間應該會有一段相對的和平期，這也是高務實當時隻是不緊不慢地召回劉綎去坐鎮四川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意外事件發生，扼殺了和平的希望：楊可棟死於獄中。死亡時間在楊應龍和朝廷達成認罪協商、簽署贖罪協議後不久，而那時候高務實已經身兼蒙元經略，全副身心都在出兵塞外之上，且這個消息傳到京師的速度不夠快(因為不是軍情)，最終讓高務實錯過了這條重要信息。

      事實上楊可棟的死是自然死亡——不僅重慶官員是如此上報的，從情理上推論也隻能如此。因為重慶官方實在沒有理由放過楊應龍及嫡長子楊朝棟，舍棄四萬金財政收入，隻索要相對並不重要的楊可棟性命。要知道，此時楊應龍的罰金還隻交了一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兩萬金。

      但沉浸在喪子之痛中的楊應龍顯然不會這樣認為，自覺獻策失誤的孫時泰也有些惱羞成怒，開始把髒水潑給重慶官方甚至朝廷。

      楊應龍強硬要求重慶地方官歸還楊可棟的遺體，而官方因為要考慮朝廷威嚴，顯然不能你說如何就如何，便以尚未完成勘報為由拒絕，並敦促播州繳納贖罪金。

      這下楊應龍自然大怒，丟下一句“假如我的兒子複活，銀子就能送來”，然後率部驅使一千多名僧侶，舉行招魂儀式，馳返播州，他認為這樣可以把楊可棟的靈魂帶回故鄉。

      楊應龍也有慈父的悲痛這可以理解，但並不能構成他遷怒於大眾的借口，大明朝廷顯然也持相同觀點。

      何為遷怒？他做的惡事太多，這隨便舉一例就行了。另一位告發楊應龍叛亂的舉報人宋世臣，其父親宋鑾在家中被楊應龍帶兵打上門去。

      楊應龍的做法是：在父親麵前強奸女兒，當著丈夫的麵強暴妻子；強迫俘虜裸體坐在木叢，當作射箭取樂的活靶子；把蛇塞進男俘虜的菊花、女俘虜的(省略)，然後放火燒蛇尾，著火的蛇吃疼，爬進人的腹中，人蛇一同慘死。

      在以上這段時間，孫時泰扮演了重要角色。與楊應龍本意隻想恢複祖業、自保播州不同，孫時泰的目標很明確：問鼎中原改朝換代。他也提出了厚結撫苗、重修海龍屯、招兵買馬、整頓內務、出動出擊、以攻為守等建議——孫時泰是實實在在的想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