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3章 伐元(五七)真相浮現

      麻承恩的這檔子事傳到經略行轅，高務實也覺得有些棘手。

      按理說，麻承恩接受的直接命令是堵口，確保將察哈爾蒙軍主力圍住。結果麻承恩本來可以趕到，最後卻因故未曾完成，反而遭遇了一場看似平手、實則吃了暗虧的戰鬥，造成重大戰略失利。

      從這個角度來講，麻承恩理當受到嚴懲。如果碰巧高務實此時想要立威的話，哪怕是“借爾人頭一用”，那也是可以的。

      然而現實往往不能完全講道理，要考慮的方方麵麵有很多，最終得出的結論十有八九都會是折中的。

      比如方才說，此刻對麻承恩最嚴厲的處罰可以是“借爾人頭一用”。高務實身為蒙元經略，手持尚方寶劍，如果他願意，完全可以用聖旨授予他對“不用命”者的全權處置權直接斬殺、以正軍法。

      可是，有幾個問題必須要搞清楚：麻承恩真的該死嗎？他死了誰獲益、誰折本？他不死對將來是否有好處？

      成年人從來不該是一時激憤就做出決定的，而政治家顯然更是如此。就好比衝冠一怒為紅顏絕無可能，吳三桂極大概率應該是被大順軍在京師拷掠百官逼餉的做法，以及那封說他老爹吳襄被抓的假情報誤導，判斷出自己投身大順絕無好下場，而當時他西有李自成、東有多爾袞，實在沒地方跑，所以才最終決定“借兵”——能借就借，不行隻好投了。

      總之，作為一個軍事團體的領袖，他一切考慮的出發點都是利益，也隻能是利益。別說陳圓圓在吳三桂心目中的地位到底高不高都很難說，就算退一萬步講，即便很高又如何，高得過在李隆基眼中的楊玉環嗎？

      同樣的道理，高務實此時也不能傻乎乎地因為麻承恩“違令失機”就怒而處置，而是要把上麵那幾個問題先搞明白。

      這三個問題頭，其實最關鍵是第二個：他死了誰獲益、誰折本？

      作為麻家軍年輕一代頭的佼佼者，麻承恩是和他叔父麻貴一樣的總兵級頂級將領，某種程度上而言，也就是麻家軍下一代的領袖人物。

      麻家將本身是高務實最早收至麾下的將門，既是高黨武將的元勳，又是宣大將門的代表。心學派根本沒考慮往宣大摻沙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為麻家軍、馬家軍這兩大將門堅決站在高務實陣營，宣大三鎮根本就針插不進。

      哦，其實心學派早前倒也想過往宣大摻沙子，比如幾年前把李如鬆調去做山西總兵其實就是一次嚐試。

      隻不過這個人選挑得不好，李如鬆打仗是名將之選，搞政治則純屬外行，連著出了幾次“跋扈”事件，搞得很多人下不來台。

      後來趕上西北之亂，李如鬆被高務實調去西北打仗立了功。在高務實回京之後，他就被皇帝放在固原混了一段時間陝西總兵[注：陝西三邊其實有五個總兵，包括陝西總兵、延綏總兵、寧夏總兵、臨洮總兵、甘肅總兵]。再後來李成梁出事，更是幹脆直接讓李如鬆回鎮遼東了。

      之所以會這樣發展，一來是李家在遼東勢大，李成梁下台得有人能鎮得住李家軍；二來也是因為以李如鬆的脾氣實在幹不好統戰工作，到哪都得罪人，讓他搞摻沙子這種政治上的技術活，根本就毫無指望。

      言歸正傳，麻家軍既然在高黨之中如此要緊，高務實怎可能因為這樣一件事就殺了麻家下一代的領袖，這不是典型的“親者痛仇者快”？何況麻家將目前雖然人才濟濟，但麻承恩的身份還真有些特別。

      他是麻富之子，而且還是獨子。麻富當年是英年早逝，之後作為麻承恩大伯的麻錦和作為三叔的麻貴都對麻承恩格外寵愛。這大伯、三叔倆人甚至不惜拉下臉來，將麻承恩送到馬芳門下鍛煉，為的就是好好培養他，以免將來自己在九泉之下無顏麵對兄弟。

      如今麻貴剛剛在三峽口獲勝，高務實這邊如果轉頭就嚴懲麻承恩，那讓麻貴怎想？

      怎，我麻家滿門上下自帶精兵幹糧，二十年來拜在你新鄭高氏門下賣力又賣命，現在你因為一場仗沒打好，二話不說就把我親侄兒一刀砍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別說殺了麻承恩，就算嚴懲都極不理智。實在是典型的拿自己開刀還去問別人服不服，跟後世被網民群嘲的三哥沒兩樣，屬於腦子進水的頂尖表現。

      誰獲益？那肯定是心學派獲益啊！你高某人自斷臂膀，我心學派還不得樂出花來？至於誰折本那就不必說了。

      第二重要的是麻承恩不死對將來可有好處？這一點幾乎也是肯定的。回顧一下麻承恩的晉升之路就可以發現，他之所以年紀輕輕就做到宣府總兵，最重要的戰功都是跟著高務實打出來的，而升任宣府總兵更有高務實從中推動之力。

      按照大明官場的習慣，麻承恩腦門上的高字可謂耀眼奪目，他除非想被全天下人戳脊梁骨，否則這輩子都不大可能做出背叛高務實的事來。

      關於這一點，參考原曆史上袁崇煥被崇禎殺了之後，祖大壽竟敢直接帶兵走人就可窺見一斑——當時袁崇煥和祖大壽的關係就和此時高務實與麻家將的關係類似。祖大壽當時很清楚崇禎不會對他如何，但他依然二話不說直接帶兵走人，原因就是順從時代習慣：對皇帝忠不忠是小，對恩堂忠不忠是大。

      後世之人對這種思維可能難以理解，其實這種情況是有文化基礎的。你看孔子就明確支持“親親相隱”，他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家人犯了罪，你是應該給他隱瞞不報的，因為這是一種最真摯也最基本的人性——孔子可沒說要“存天理，滅人欲”。

      這種思想逐漸發酵，就形成了很有中國特色的宗法製度，繼而又形成了層層效忠的思維。到了大明時代，隨著官場上師生關係和軍隊中的家丁製度等盛行，便發展出了文官“恩相”、“恩堂”大於皇帝，家主之命大於聖旨軍令等奇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