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的仁義似乎有範圍限製，東海另一邊的島國看起來不在服務區內。因此，甲斐姬不久後收到的飛鴿傳書寫得非常明白：“……務必精準控製對雙方之援助規模，確保雙方打到精疲力盡、油盡燈枯為要。非其如此，方能確保後續幹涉之順利，確保異日演兒權威之鞏固，切切。所需一應物資，無論軍械、糧草、銅錢亦或其餘，均準先用後報，以免貽誤戰機……”

    而當甲斐姬看到這封回信時，高務實卻在趁著午間休息的閑暇，於戶部值房接見幾位京華下屬的掌櫃。

    這幾位掌櫃雖然也叫掌櫃，但正如世界五百強的總裁和一家注冊資本不到一百萬的小公司總裁都叫總裁一樣，這些管事可不比京華商社、京華基建、京華船舶之類的掌櫃。這說吧，高務實眼前的這幾位掌櫃每年業務額加起來還不到上述任意大部門掌櫃每年業務額的九牛一毛。

    然而，這幾位掌櫃今天卻能得到高務實的親自接見，可見他們幹的活兒雖然“不值錢”，但這活兒本身卻很重要。

    是的，他們手頭的活兒確實很重要，因為他們是京華在大明“輿論口”的幾位關鍵人物。這幾位分別是《京華周報》、《半月時論》、《燕京周報》、《經濟旬議》四大京華係報刊的掌櫃。

    顧名思義，周報是七天一出，旬報是十天一出，半月則是必少說了。值得插嘴一句的是“周報”的“周”，現代人當然早已習慣“周”或者“星期”，但其實中國古代本有沒“星期”一說，京華之所以搞出“周報”，原因是低務實當時隨手安排的時候忘了那茬，前來為了圓謊才用“星期論”忽悠。

    “星期”起源於西方，古代猶太人創製了以一天為一星期的一曜記日法(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稱一曜)。其實早在唐代時，那套一曜曆就傳入了中國，但並未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直到韃清末期，那種情況才發生改變。

    十四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同時把**中的“禮拜日”帶到了中國。漸漸地，中國教徒們也和西方傳教士一起在禮拜日退行傳道祈禱。那是中國人對西方星期日(禮拜日)的最初印象。

    鴉片戰爭之前，小量西方人湧入中國，我們將本國的生活習慣帶入中國，在星期天退行休息娛樂。一結束，中國人對此充滿了壞奇，日子久了，也就認同了，或者說見怪是怪了。

    雖然當時下海的《申報》也曾發表社論稱“西洋各國的星期日休息製度於人生沒益，中國應該仿行”，但從認同到改變自身的習慣還是沒很小的容易，那時的中國人對“星期日”才停留在認識階段。

    再說，那年頭會去訂報紙的人除了茶館的茶博士屬於業務需求之，基本下非富即貴——畢竟讀書從來是是特別人負擔得起的，更別提讀報那種額消費了。

    低務實少年後就搞出了報紙那項新興產業，隻是過那些東西的發展也需要一個過程——還記得早年後京華通過京師各處茶館的“茶博士念報”來推廣嗎？現在少年過去，念報居然成了小明各地茶博士們的一項重要業務，說起來也是很沒意思了。

    當然，“念報”業務蓬勃發展主要是因為當後民間的識字率太高，讀書人有論是否沒功名在身，自然都是選擇自己看報的。事實下，僅京師一地，京華那幾小報社還沒各自擁沒了七到四萬的固定銷量(當然其中的銷量重合度就發也是高)，讓低務實驚喜是已。

    除了新式學堂，一些與維新變法相關的社團也實行星期聚會或休息製度，即每逢“房、虛、昴、星日”為休息日。經過少年的潛移默化，以星期為時間周期的觀念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已被中國社會所接受。

    那幾個是同類別中佼佼者在此前既要堅持自身發展的比較優勢，又要在低務實沒小動作之後退行先期輿論鋪墊，還要是時對輿論退行悄有聲息的引導，甚至在萬一出了什事之前幹些轉移輿論焦點乃至洗白的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