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匈奴、鮮卑、烏桓、羌諸族的問題，都要從記憶中的曆史上，尋找解決的辦法。

    這是族運之爭，決定千年族運的爭奪，而這方才是這個世界，楊伊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獲。

    命運掠奪的氣運，也就是這千年來，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爭奪的氣運。

    隻要楊伊能厘定這千年氣運的歸屬，那命運懷揣的那些氣運，也不會被它支配了，這才是真正決定勝負的方式。

    至於百戰，那隻是一個幌子，楊伊怎會在規劃好的棋盤上下這盤棋呢？

    幾個世界的積累，讓她窺破了這場征戰，最終勝負的方式，不是百戰百勝，而是以心決勝。

    這本來就是一個個虛幻的世界，若是楊伊還要按部就班的努力百戰百勝，隨著命運的逐漸加碼，她必然會有翻車的可能性。

    這怎允許！

    所以，在不知不覺間，楊伊將這一次的比拚，演化到了極致，一舉決定千年族運的演化歸屬，而這之後的千百年間，所有的王朝沉浮，誕生的人道龍氣，都將被她一舉吞下。

    這由不得命運來做主了，他隻是一個倉庫管理員，倉庫保存的物品，都各有主人，也就是一個個王朝，它們有自主選擇歸屬的權利。

    坐鎮在襄陽，但是楊伊卻望向北域，這一局，她將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千年族運之歸屬，而腦海中，那無數的曆史片段，就是她勝負的關鍵。

    清王朝乾隆二十二年，清軍用武力降服了準噶爾蒙古部落，徹底瓦解了蒙古人對清朝的威脅。

    但必須要看到，清朝絕不是單純通過武力降服的蒙古人，在武力征伐之外，還輔以了係統性的政治手段，正是這種軟硬兼備的策略，才使其再無“北患”。

    清朝對蒙古的政策性手段，所知最廣的大概就是“減丁製度”和“藏傳佛教”。

    實際上的“減丁製度”根本就是個謠傳；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為，《外蒙古行記》中談到，當地蒙古人曾說：“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清王朝長期統治之後，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

    這段話從數據上根本站不住腳，每個時代都有人口上限的，就像是如今，諸多夷族加起來也就五百萬左右的人口，而這就是草原容納力的上限了。

    蒙古人同樣也是生存在草原的，所以人口隻會少不會多。

    之所以，會有這種說法大概是某些蒙古人不滿於清王朝的統治，為仇恨而宣揚的。

    而且，從從史料的角度上說，也沒有任何可以佐證“減丁政策”的蛛絲馬跡，基本可以推定此言不實。

    而另一個主要觀點，藏傳佛教的影響到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

    但藏傳佛教的興盛，顯然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要知道，通過宗教施加影響是一個更柔性的因素，因為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對方的接受程度和融合能力。

    比如說中原地區也曾流行過外來宗教，但宗教並沒有深刻改變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

    更何況，蒙古地區從原始的薩滿教轉向藏傳佛教的進程，從蒙古帝國時期就開始了，而這時候滿族作為一個民族還遠遠沒有出現。

    所以，隻能說滿族人有意識的借助了它的影響，而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選擇，二者間的主次關係是有很大區別的。

    自從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帝國後，彪悍的蒙古鐵騎就像狂風一般席卷了整個世界。

    但必須得承認，當時的蒙古帝國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設實在是不值一提；別說高等級的文明特征，就連文字都沒有，宗教也停留在殺生祭祀的原始階段。

    因此，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幾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當地文化同化。

    進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漢文化，中亞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觸了藏族之後，大量蒙古人開始轉信了藏傳佛教。

    作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闊端與薩迦班智達（薩迦派，俗稱花教）的涼州會盟。

    但必須要注意一點，元朝被重新攆到草原牧馬之後，蒙古人的宗教係統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薩滿教階段。

    直到明神宗萬曆六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俺達汗的“青海之晤”後，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遺忘的藏傳佛教。

    這就是為什，蒙古地區大多數人信奉黃教（格魯派）而不是薩迦派的原因；要知道涼州會盟時，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格魯派的教派存在。

    隨著俺達汗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衛拉特法典》的頒布，從律法上約定了佛教的國教地位。

    法典不但規定了僧人的來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但此人的親戚可用牲畜贖回獻身者，是王公則出牲畜五頭，是平民則出牲畜三頭”。

    還詳細規定了僧人的特權，“向喇嘛及班第（上層喇嘛的徒眾）征用大車者，處以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賤役者，處以馬一匹的財產刑”、“掠奪僧侶所屬愛馬克者，處以鎧甲百領、駝百隻、牛千頭之財產刑”。

    但有意思的是，幾十年過去後，並沒有證據表明，蒙古地區的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隻是借助宗教的手段來消磨蒙古人，而不是僅憑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脅。

    但公允的說，佛教的繁盛確實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清王朝初年，各部統計的蒙古族人口約為216萬人，到了清末，僅剩下171萬人。

    要知道，當時清朝整體人口呈現爆發式的增長，唯獨蒙、藏這兩個佛教繁盛的地區人口增長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