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秀珍被常州警方帶走後，深圳鵬遠集團便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大家的心都惶惶不安，首先大家並不知道，究竟常州分公司的副總，用鵬遠的集團的名義，到底向社會各界集資了多少錢又轉借給跑路的無錫鋼構企業的老總多少錢，雖然依目前暴露出來的數據可能是幾千萬元，但這消息是籠統的，具體的數額，涉及到多少人，涉及到哪些人警方以在偵察階段，不便向外界透露，也沒有向社會作進一步的說明，這讓大家都可能超出一個億或者更多的猜想，覺得這肯定像個無底洞一樣。其次，鵬遠集團的項目，都是處在那種開工不久，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階段，這讓集團公司本來就資金不寬裕靠著集資推進項目建設的資金鏈運轉，更加緊崩一線。

    而各分公司的運作，也在知悉鵬遠集團董事長被帶走後，高層軍心動搖。按說尹秀珍被帶走後，公司副總裁楊超應當回到深圳，履行起尹秀珍的職務。但楊超副總裁卻回不了深圳，是由於常州工地由於集資的對象紛紛找上門來，讓工地根本開不了動，隻得請了二十多名民工，和工地的六名保安一起，弄上了棍棒上，組成了工地臨時的特別強大的護衛隊，以抵禦那些狗急跳牆的投資者衝進工地，將工地的物質拉走抵債，他熟悉常州工地的人和事，便與那邊同事一起，先將那工地的狀況穩住再說，免得和到時候有債主衝擊工地，或者發生群歐事件，到時候就收不了場了。

    楊超副總裁回不到深圳，深圳這邊的工作，隻得由蕭夢岩和我一起主持。蕭夢岩將我、韓三哥、阿勝找來，四個人坐在羅湖愛晶茶室的一間茶室，泡著一壺龍井，整整討論了一個通宵的事務。麵對企業的出現的困難，麵對董事長因為涉嫌非法集資被警方帶走，這對鵬遠集團甚至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種考驗。這四個人，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是涉過歲月的風雨，我們已經締結著一種比親情更加穩固的感情。蕭夢岩是我的前妻，韓三哥是我多年從光明新區的元亞電子帶出來的兄弟，而阿勝以前都是在尹秀珍所在的銷售部帶出來的。越是這時候，很多人就指望不上了，有些股東，就知道無端地謾罵與指責，甚至嚷嚷著要拿個工地與鵬遠集團撇清關係了。隻有他們的不離不棄，才築成了心底溫暖的所在。

    我們四人的會議，從尹秀珍所帶走的下午，直接商量到第二天曙光初露。這茶室要不是阿勝與他們老板認識，也是非趕走我們不可，但正因為平時捧場較多，這老板的中央空調都一宿未關，想想這深圳人做個生意，有時候也不僅僅為了賺多少錢，而是很有情義的，這讓我們感動。四人會議商議的初步安

    排，就是我和蕭夢岩當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想辦法“營救”尹秀珍的事。

    而韓三哥則全麵主管分公司的各項工作，大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一方麵就穩住公司的經營，將董事長被帶走的消息，在公司的高管層麵全部封所起來，不讓外人或者客戶，甚至是投資地的政府或銀行，看出一絲端倪。同時，叫停所有分公司的集資活動，同時，在建工地爭取盡可能地少作進一步的投資建設，將廣西北海，湛江正在看的地皮，暫停投標工作；將在天津濱海新區著力建設的地皮，先停止一切工作，不行的話，那地皮可以降價轉手給別的地產公司來進行開發。阿勝則主要坐鎮深圳，負責公司的財務和人事工作，在當前特別時段，財務工作一定要緊抓起來。分公司集資的款項，要有序地進行清退或者轉為公司股份，與投資者簽訂參股合同，以逃避法律在打擊非法集資上的條款，免得進一步坐實鵬遠集團非法集資的證據。

    每個人的工作都很繁重，像韓三哥，就要在二三天之內，飛遍大江南北。從天津，到西安，到潮州，到北海。這一路，任務艱巨，因為分公司能否穩定下來，就全靠他一張嘴皮。晨光微露他連行李都沒有拿，用這茶室的網絡在網絡上訂了紙機票，便從福田坐出租車到寶安機場飛天津。推門而出的時候，我不覺將他拉著，說三哥，情況你也是知道的，你去各公司之後，便按商量的那樣，及時有序地清退集資款，至於賬目，該銷毀的一定要毀掉，同時，這集資款付出去之後，分公司將會陷入一段時間的資金緊張，你要想辦法，動員所有管理層，一方麵穩住供應商，對他們的貨款，作一個延期的處理；二來工地快要封頂的，要求他們加快進程，爭取早銷售，早讓資金回籠韓三哥將我的手握了握，說，望哥，相信兄弟我吧這事兒搞不定，我就不回來了說完，他出門攔車，走人。我望著他，恍然覺得這個曾經吊兒郎當的兄弟，在那一刻成熟了。

    為了營救尹秀珍，我和蕭夢岩在深圳提了50萬元現金，拜會了深圳某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劉律師。劉律師是北京某律師事務所深圳辦事處的合夥人，也是尹秀珍前夫上市公司的法律顧問。對我們來說，他也是如朋友一樣。但朋友在這時候，如果一味地隻有求於人家，也覺得不好，而且這其中的工作量特別大，花銷也多，我們這才提著錢去。但他沒有收錢，而是答應先期調查和業內一些律師朋友討論一下，這事兒該怎辦，從哪些方麵辦隨後第二天早上，他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將50萬元送到深圳某賓館去，同時要求我和蕭夢岩如實去講敘一直實際情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