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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明天啟三年夏，沈有容攻破澎湖，活捉紅毛夷百餘人的捷報傳抵京城，皇帝龍顏大悅，傳令沈有容及水師將領趕赴京城獻俘。朝野上下的士大夫都覺得皇帝好大喜功，紛紛上書勸阻。

    “夷兵不過百餘人，何至勞師動眾，靡費錢糧？何況東南海寇隻癬癤之疾，建州虜賊方是心頭大患，皇上切不可顧此失彼，辯不明輕重緩急。”某位給事風聞奏事道。

    “今世國庫空虛，財政窘迫，區區百餘海寇之功，也需誇耀，豈不令四夷恥笑，豈不虛耗錢糧，萬望皇上體恤民脂民膏，罷止獻俘亂命。”另一位禦史不甘示弱的建言道。

    皇帝在乾清宮翻閱奏疏，糟糕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是葉向高、楊漣等相對開明的士大夫也是一樣的說辭。皇帝將一本奏章扔出窗外，他不禁仰天長歎，“舉世皆濁我獨清。”

    也怪不得皇帝深感孤獨，實在是他的眼光遠超同時代的任何人。以傳統儒生的世界觀，紅毛夷之患的確微不足道，比之草原上的彎刀鐵騎，大海深洋的幾葉扁舟壓根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在公元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國統治者對於海洋的興趣的確興致索然，中國哲人對於海洋的思考亦寥寥無幾。

    而皇帝卻想著以一己之力扭轉天下人的思慮，又怎一個孤家寡人了得。一旁侍奉的魏忠賢明顯會錯了聖意，他撿起奏疏，趁著皇帝興致敗壞，把幾個有成見的外臣講給皇帝聽，趁機添油加醋，將外臣們對於魏忠賢的厭惡反感情緒，說成是對皇帝的不滿和腹誹——自古以來的閹宦都擅長此道。

    皇帝起初還能保持較高的警惕性，但久而久之，也不免被魏忠賢蠱惑。皇帝怒道：“讓許顯純把人都抓進大牢！”

    魏忠賢詭計得逞，急忙趁熱打鐵，給皇帝支招，推薦自己的黨羽填補空缺出來的位置。不料，他這一提，倒是惹來皇帝的戒心，反倒是被訓斥了個狗血噴頭。

    結果是皇帝非但沒有懲處忠良臣子，反而在宮中召見了許多曾經被皇帝彈壓的東林黨、浙黨、楚黨官員，皇帝在會上好言相勸，對曾經動手打過的何宗彥、楊漣等人更是賞賜了諸多財物。

    第二天，同樣會錯聖意一部分官員紛紛上書彈劾魏忠賢，他們誤以為皇帝對他們表示籠絡，是想要對魏忠賢下手了。皇帝自無此意，否則處置一個內臣，何須鬧得滿城風雨，人盡皆知？倒是將魏忠賢嚇了個不清，著實老實了一段時間。

    外臣之中，不乏有絕頂聰明者，他們結合往日皇帝的施政綱領，逐漸摸索到皇帝的真實意圖——同官員們緩和關係，穩定政局，同時騰出手來狠狠往宗親身上宰一刀。

    不過這個猜測著實大膽了些，畢竟自古以來向同宗貴戚下手的皇帝鳳毛麟角，且無一不是狠角色，至於天啟皇帝，不過是個年輕人罷了，他有太祖皇帝那幫壯士斷腕的魄力嗎？

    盡管這隻是部分士大夫的一家之言，可傳到在京的諸王耳中，都不禁嚇了一跳，尤其是諸王中的執牛耳者福王朱常洵，數日來，福王千歲惶惶如喪家之犬，四處打探宮中的消息，甚至親自擬折子，向皇帝旁敲側擊。

    但皇帝聖心難測，又豈會在福王這兒露出破綻？

    沈有容進京獻俘前一天，皇帝突然下旨申斥河南巡撫汪文言，批評汪文言屍位素餐，在其位不謀其政，罔顧君恩雲雲。一時間朝野嘩然。

    汪文言何許人也？

    不過是小小一個獄卒，承蒙皇帝偏愛，一朝飛上枝頭，從一介布衣，搖身一變，成了河南布政司的封疆大吏。

    何德何能？

    多少人寒窗苦讀？

    又有多少人在基層摸爬滾打，苦熬資曆？

    有太多人嫉恨汪文言了，其中有素不相識的路人，也有曾經攜手並肩的摯友，有在書桌上怒罵肉食者鄙的書生，也有幡然醒悟的投機分子。

    為什是汪文言？為什偏偏他能討得皇帝歡心？又為什偏偏到河南上任？不少有心之人默默盤算，終於將真相鎖定在封藩洛陽的福王頭上。

    乍一看，汪文言主政河南跟福王似乎八竿子打不著，但是聯想一下，不久前的魯王事件，一切就又說得通了。

    京師。

    周延儒邀請一幹好友來府上小酌，與會者無外乎是東林黨二代骨幹：錢謙益、魏大中、阮大、黃道周、劉宗周等人。

    周延儒的官位和履曆雖不出眾，但由於考中*功名時排位稍高，在文壇上聲望極佳，故而在眾人儼然有了首領的意味。他開口問道：“今天皇上下旨申斥了汪文言，諸位同僚對此可有賜教？”

    阮大嚷道：“汪守泰在河南本本分分，壓根沒犯錯。”

    “木秀於林，就是最大的錯。”後輩黃道周插嘴道。

    周延儒擺擺手，說道：“皇上當初一意孤行，拔擢汪文言，可謂是一步登天。現在又無緣無故降下雷霆，當真是恩威難測。”

    阮大喝道：“有何不解？就連街頭巷尾的賣報稚童都明白的道理。玉繩（周延儒字）你莫不要揣著明白裝糊塗。”

    周延儒麵露不悅之色，但也懶得跟阮大計較，他追問道：“你是說京報紙對此事亦有社論？”

    阮大陰陽怪氣的說道：“可不是嘛，人家溫體仁現在是聖眷日隆，聽說皇上召見溫體仁的次數比見皇後娘娘還頻繁。”

    周延儒怒道：“不可妄議聖上！”

    錢謙益等人也紛紛出言斥，阮大這才悻悻然閉上嘴巴。

    東林黨人雖然對朝政頗有不滿，但矛頭僅指向“各邪*黨”，對於天啟皇帝本人並無不滿。倒不是說天啟皇帝對他們有多好，隻是跟萬曆皇帝、泰昌皇帝比較起來，天啟皇帝勉強算是個可造之才，至少他很勤政，知道上進。

    但諸如阮大之輩也不在少數，畢竟，皇帝寧肯賞識汪文言那種布衣，也不屑於多看他們這些滿腹經綸之人，任誰都會有怨言。

    “今日的京報紙我也看了，的確值得玩味。”黃道周岔開話題，這位不久前高中的進士侃侃而談道：“與官府邸報不同，京報紙對皇上申斥汪文言一事絕口不提，隻一個勁的談土地兼並一事。”

    聞言，眾人都是麵色一緊，倒也怪不得他們多心，實在是土地兼並問題在曆朝曆代都是個關乎國本的大問題。以史為鑒，但凡盛極一時的王朝，無不是很好的處理了土地問題，與民休息。相應的，一個朝代由盛轉衰也是從土地製度崩壞，普遍的土地兼並現象出現開始的。

    明朝的土地兼並問題積累到萬曆朝已經到了足以壓垮國家財政，動搖國家統治根基的地步，無地少地的赤貧之人紛紛揭竿而起，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武裝亦是蠢蠢欲動。若非張居正主持改革給明王朝續命，早在萬曆朝早期，明朝可能就玩完了。

    假如身為學生的萬曆皇帝能夠繼承老師的政治衣缽，堅持張居正的經濟政治改革措施，中興大明也未必是一場大夢。可惜，萬曆皇帝誌大才疏，作為一個獨*夫，他的眼更多的是一家一姓之福祉，遠遠達不到一位大政治家的素養，更別提什政治抱負了。

    神宗萬曆皇帝非但錯過了中興大明的良機，還給子孫後代遺留了諸多隱患，譬如黨爭之禍，譬如礦稅之弊，譬如薩爾滸之敗，再比如窘迫的國家財政和一個被貧富差距撕裂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