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既立，新皇登基，本該萬象一新，但晉陽城中的百姓很快便發現，除了劉知遠從北平王變成皇帝之外，一切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官還是那些官，軍隊還是那些軍隊，晉陽城頭，高高豎著的新旗，仍舊是“晉”字號。

    劉知遠並沒有急著更改國號，為了表示繼承後晉的正統性，隻廢棄了“開運”這個年號，轉而沿用晉高祖石敬瑭的“天福”年號，稱天福十二年，並且當著群臣的麵，語氣悵然地說了句：予未忍忘晉。

    當然，新官上任還有三把火，劉知遠初登皇位，怎可能毫無作為。首先便下詔，免晉陽百姓本年兩稅之外一切雜稅，以籌擁戴之功。

    原本劉知遠腦子一熱，是想全免稅收的，被王章竭力勸止了。國家危難，正是耗費錢糧之時，河東的財賦大部來源於太原府，若免了晉陽的財稅，損失可就太大了。

    同時，劉知遠派出了數十路使者，分赴各州，向天下宣告他登基稱帝的消息。對於臨近河東的州縣，似晉州、潞州者，更派了幾名專員前往，詔令歸附。晉潞兩州，當河東南下的要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的節度使都去汴梁覲見耶律德光了。

    其後，劉知遠連下兩詔，詔令天下，其一曰：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這是徹底宣告與契丹翻臉了，厘定敵我。諸道州官吏軍民，深受耶律德光“括錢令”、“打草穀”之苦，劉知遠針對中原百姓最痛處做文章，他這個新皇帝自然能在短時間內聚集起大量人心，得到黔首的認可。

    至於那些“被脅迫者”，不論他們是否真的是被脅迫，都是值得拉攏的。而最後一句，在這個時代，算得上是正正經經的“殺胡令”了。

    可以想見，劉知遠這一詔，哄傳天下後，一定能取得不錯的效果，中原河北的後晉遺臣、士民包括那些趁勢而起的江湖草莽，必定有所反應。

    事實上，在劉知遠稱帝之前，在關右陝州，已經有人為天下首倡，正式掀起了反抗契丹統治的浪潮。

    至於第三詔，則是在晉陽高舉義旗，募集天下智勇之士，共討契丹。這就是一紙募兵令，但打著討滅契丹的大義旗號，以如今的大環境，效果會很好。

    募兵的建議，是劉承祐提出的。這些時日，有不少人因中原、河北局勢動蕩，來河東投奔劉知遠，這些人中，或有智謀，或有武勇，有不少人才。

    對劉承祐的建議，劉知遠也是果斷接納了。他也是慮麾下兵力之不足，想要對付契丹人，就河東的五萬步騎是遠遠不夠的。

    何況，就算驅逐了契丹，還要有足夠的力量去彈壓天下，石晉的那些地方節度們，可不一定都會對他劉知遠心服，或者說一定會有人跳出來反對他，梁、唐、晉幾度王朝更替，都是這般，輪到劉知遠，也不會例外。

    再者，中原動蕩，牽動天下，南方的那些割據政權也不會安分的，同樣不得不防。高從誨前番遣使勸進，後蜀幹脆發兵占據了秦、鳳、階、成四州，南唐也接受了大量南逃的淮北軍民，若不是要收拾閩國的殘局，說不定李璟也敢壯著膽子在淮北咬上一口。

    劉承祐有此遠見，劉知遠自是喜而納諫，對擴充實力，他是不會有什抵觸的。至於兵力擴充之後，所帶來的財政上的壓力，自有楊邠、王章等人去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