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那一股衝動，下詔將洛陽這些魑魅魍魎、牛鬼蛇神都給處理了，但也僅衝動了那一下。惱怒歸惱怒，但於劉承祐而言，還不至於被惱怒衝昏了頭腦。

    洛陽的占地情況雖然嚴重，甚至可以用惡劣來形容，但是，以當今天下的局勢，要說這些官員們真犯了多大的過錯，那倒也不至於。

    在遍地荒蕪廢弛的大環境下，官員們“身體力行”，積極招撫丁口，開墾務農，恢複生產，為國家創造稅收，這應當是值得“鼓勵”的。真正讓劉承祐感到震怒心驚的是，這些官吏們占田的手段與吃相太難看看，並且，涉及到的占民問題，那基本就是在挖朝廷的牆角，以及最重要的，稅賦問題。

    按照舊製，這些官員所占土地，除根據職官等級得以免稅的一部分額定田畝之外，餘者都應照常按製進行夏秋兩稅的繳納。但是，這其中的操作空間可就太大了，讓官僚自己給自己的土地為國家收稅，可想而知這其中會發生些什。

    並且占地官僚中，不乏似蘇逢吉這樣位高權重的人物。並且，而今天下，地方財政尚且未歸中央，地方財稅，也隻有一小部分輸送向東京，數目多少，還得看地方上的實權官僚、將吏們的覺悟。

    仍以西京為例，倘正常稅收入庫，洛陽周遭能收上多少稅收，絕對要打上一個大問號，逃稅避稅甚至抗稅，恐怕是這群官僚的基本手段。基本可以肯定，財賦大部分會來源於那僅占著兩成地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

    同時，收上來的這部分稅，大部分又要用於西京衙署正常的運轉支出、駐軍的供給以及養的那些勳臣貴族。能輸送到東京，供朝廷調用的，可想而知會是怎樣一個渺小的數目。

    事實上，去歲秋稅，就是這般的情況。

    直接便能聯想到大宋的情況，趙匡胤的贖買政策，雖然收了兵權，抑了武臣，卻也催生了大量的貴族地主，勳臣、官僚乃至地方豪強，都能合法地兼並土地，廣置豪宅莊園。而於國家而言，稅定然收不齊，每年還得拿出大量的米糧布帛來養他們，勳臣、官僚可是都要拿俸祿的。這對國家的財政，當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趙匡胤靠土地、俸祿、名爵、賞賜來收買軍心，達到“杯酒釋兵權”，解決自唐末以來兵亂“根源”的目的，卻也極大地加速了封建王朝下土地矛盾的積累爆發。

    有一說一，換作周世宗郭榮，絕對不會選擇這樣的手段，不是能力上的差距，而是性格問題。郭榮剛毅性急，為了增加國家財賦，可是連“滅佛”都做得出來，又怎會給國家背上這個重負。

    思緒稍微飄遠，劉承祐也能稍微透徹點地理解，宋代於諸路州府設置轉運使，專掌握地方財賦的目的。除了強化中央財稅，削奪地方節度財權之外，恐怕也是囿於那危險緊張的土地國情形勢。若不將財稅獨立出來，任由地方官僚們操作，看他們會不會廢私愛國，又或者不懼強權，盡責履職。

    遠的暫且不談，現在問題擺在劉承祐麵前，怎處置？

    下詔奪其奪其田宅，這是最簡單粗暴，也是最容易引起變亂的做法。且起到的效果，很可能會適得其反。況且，這些人的土地，倒也不是全是非法侵占。一刀切的做法，恐失人心。

    加其稅，手段稍微溫和一些，但結果恐怕也不會盡如人意。更有可能的，是這些“富產者”將壓力轉嫁到為他們耕種的佃戶身上。

    但是，這樣的情況必須得遏製，適宜的製度與政策，能夠想到不少，但是，再好的政策，也得有人去實施，而劉承祐缺人，更缺權威。縱使此刻，他下一道詔，嚴禁天下官員私自圈地占民，誰了他？動了階級利益，必然引得群情反抗。

    “或許，朕還需要一幹酷吏？”劉承祐心中默默嘀咕了一句。

    不過，稍微幸運的是，“船小好調頭”，幾十年的戰亂下來，縱使大漢接手了不少累朝沉屙，但是，那股子官僚力量實則還不算強大。隻要中央夠強大，皇權與朝廷的威嚴樹立起來了，遲早能推動解決。